在民国时期, 由于战乱和地方经济窘迫, 安徽大学的发展经历了艰辛和曲折的历程。然而, 我们不应忘记, 在一些主持安徽大学的皖籍学者和教育家的不懈努力下, 安徽大学还是克服重重困难, 在学术和人才培养上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著名化学家、教育家王星拱便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位。

一

　　王星拱, 字抚五, 1888年出生在安徽省怀宁县高河埠镇王家大屋(今马庙镇凌桥村) 的一个清贫书香人家, 父亲王厚棋, 为清末秀才。他3岁即丧母, 同胞兄妹4人, 他排行第三。自幼因家境贫困曾就读于外祖父刘家私塾, 勤奋好学, 深得外祖父一家人的钟爱。1902年, 考入不久前在安庆设立的安徽高等学堂。

　　安徽高等学堂前身为求是学堂, 为巡抚邓华熙创办。1896年夏, 前江苏布政使邓华熙升任安徽巡抚。由于深受维新思想影响, 他于1896年底至1897年初连续三次奏请朝廷, 要求在皖设立新式学堂, 培养西学人才, 终得清廷批准。1897年7月7日, 《沪报》刊登消息, 称“皖抚邓中丞近建中西学堂”。次年3月, 求是学堂开学, 邓华熙亲自担任学堂总办。今日学术界普遍认为,1897年创办的求是学堂是为后来的安徽大学之前身。

　　1901年9月, 求是学堂更名为求是大学堂, 其招生办法规定由全省各县选生申送, 每县选送2名, 合计100名, 为正课生。另招120名附课生。1902年, 求是大学堂又改称安徽高等学堂, 在原敬敷书院另建新址, 学校规模进一步扩展, 学生扩至240人。在这一年, 王星拱由怀宁县选派, 并经过严格的入学考试, 被安徽高等学堂录取。

　　对于王星拱来说, 十分庆幸的是他在安徽高等学堂学习后期, 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严复应聘出任该校监督(相当于校长)。严复曾在欧洲留学, 是近代中国最早宣传西方政治思想的启蒙思想家, 有全新的教育理念, 他赴任后推行以西学为主导的教育方针, 积极引入西方的教育思想。严复关爱学生, 尤其对才华出众的学生更是关怀备至。此时正在安徽高等学堂学习的王星拱, 因学习刻苦, 才思敏捷, 尤其是英文成绩出众, 多次得到严复先生的嘉奖。直到多年之后, 王星拱还是对此津津乐道。原中山大学教授、著名翻译家戴镏龄回忆说, 他抗战期间在武汉大学外语系任职, 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王星拱时常对他们说起自己在安徽高等学堂学习的经历, 称“先师几道(几道为严复字号) 先生很夸奖我的英语”。

　　1907年, 王星拱完成在安徽高等学堂学业, 顺利毕业, 并因学业优异, 学部奖给贡生。1908年, 安徽在全省招考第一批公费留学生, 他立即前去应试, 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随后, 他前往英伦, 进入英国伦敦理工大学, 主攻化学专业。

　　赴英留学期间, 他结识了来自安徽同样研习化学、而且后来同样成为省立安徽大学教授的丁绪贤, 两人一见如故,交往密切。他们确信, 只有科学能够拯救深陷苦难的祖国。本着这一信念, 1912 年前后,王星拱与丁绪贤等人在伦敦发起成立中国科学社。

　　1916年, 王星拱完成在英国的学业, 获伦敦大学化学硕士学位。已经离开祖国8年之久的王星拱急于报效祖国, 不再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启程回国。一踏上祖国的土地, 他就接到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的聘书, 邀请他担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兼二院主任。他愉快地接受这一邀请, 赴京就任。

　　在北京大学执教期间, 王星拱遇见两位安徽怀宁老乡, 他们是时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即文学院院长) 的陈独秀和北大预科教授程演生, 三人很快成为莫逆之交。王星拱和陈独秀等教授一起, 发起组织成立北京大学俱乐部, 投身新文化运动。他参与《新青年》编辑与撰稿工作, 发表了《科学的起源与效果》、《未有人类以前之生物》等一批在中国青年和思想界产生重大影响的文章。五四运动发生时, 王星拱不顾危险, 与高一涵、程演生等分头秘密散发由陈独秀、李大钊编印的《北京市民宣言》, 以表达自己的忧国忧民之情。

　　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 王星拱深感国人科学常识和科学精神的缺乏, 为响应蔡元培校长“融通文理”的号召, 他为全校文科学生开设了《科学方法论》, 内容包括科学方法和科学效果两大部分, 受到北大学生和学术界的广泛好评。1920年, 北京大学将王星拱的《科学方法论》讲稿整理正式出版。1921年, 他翻译的英国哲学家罗素的《哲学中的科学方法》, 也被商务印书馆编入《罗素丛书》出版。

　　1923年至1925年, 中国思想界发生一场影响深远的大辩论,辩论的主角是丁文江和张君劢, 主题是科学是否对人生观有意义, 史称“科玄论战”。王星拱积极参与这场思想界的大辩论,撰写《科学与人生观》一文, 强调科学可以解决人生问题, 并大声疾呼, 中国的现实迫切需要科学。这篇文章在这场中国思想界的大辩论中产生巨大影响, 以后, 人们将这场辩论中的重要文章汇编成册出版, 书名就叫《科学与人生观》。

二

　　当王星拱在中国的教育界和学术界声誉日隆之际, 他的家乡安徽省正在积极筹备组建第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省属高等学校——安徽大学。

　　辛亥革命后, 安徽大学堂因政局动荡而解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一批皖籍学者、名流对安徽近代高等教育停顿, 与邻省差距日益扩大而深感担忧, 竭力鼓吹安徽必须建立大学, 培养安徽需要的人才。1921年9月, 一直关心家乡文化教育发展的许世英被北洋政府任命为安徽省省长。1922年3月20日, 在省长许世英的支持下, 安徽大学筹备处成立, 设在安徽省教育会内, 负责拟定筹建安徽大学的具体方案。筹备处隶属安徽省政府, 其开办经费由省财政厅统一划拨。23日, 筹备处向省政府呈递报告,称: “以大学为造就人才之学府。我国大学除国立外, 江浙粤晋各省均已渐次设立, 而吾皖尚付阙如。查吾皖地居长江中枢, 省立中等学校近有30所, 卒业者既日增, 升学者自益众。不设大学, 何以造就专业学术之人才?”省政府批准了这个报告和筹备章程。随后, 筹备处聘请了一批著名皖籍官僚、学者为评议员,其中包括安徽省长许世英、曾任安徽都督的柏文蔚, 王星拱也被筹备处聘为评议员。

　　1923年2月, 因北洋集团内部矛盾, 积极支持创建安徽大学的许世英被调离安徽, 军阀吕调元出任安徽省长。吕调元只顾在安徽搜敛钱财, 扩展自己势力, 根本不顾安徽经济和文化发展。安徽大学筹建处事实上解体。

　　1924年11月, 安徽政局几经变化后, 新省长王揖唐就任。1925年春, 他决定从卷烟营业凭证税中划拨安徽大学筹建基金。这一决定推动了安徽大学的筹建工作再次启动。7月, 教育厅就此向省政府呈文要求正式成立安徽大学筹委会, 并建议以北京大学化学系主任王星拱教授为筹委会主任。他们相信, 以王星拱在海外留学和在北京大学任教的经历以及他在国内教育界和学术界的声望,一定可以胜任领导安徽大学的责任,并可以吸引国内众多学者、教授加盟安徽大学。然而, 1926年6月, 北京政府解除王揖唐职务, 军阀吴炳湘来皖主政, 省教育厅关于组建安徽大学筹委会的报告不了了之, 组建计划再次停顿。

　　1927 年春, 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 安徽被地方军阀割据的情况逐步消失, 这对安徽大学的成立提供了必要的外部环境。1928年4月10日, 在历经磨难后, 安徽大学在安庆宣告成立, 开始招收预科生。同年9月, 安大首次招收本科生。因校长无理想人选, 暂由文学院院长刘文典教授主持安大校务。

　　在安大成立时, 王星拱已经离开北京大学, 先后在南京第四中山大学任高等教育处处长、化学系教授( 第四中山大学后改称中央大学, 为今南京大学前身) 。

　　几乎与安徽大学成立同时, 湖北省成立国立武汉大学。1928年7月, 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发布命令, 决定在武昌中山大学的基础上组建国立武汉大学, 成立武汉大学筹备委员会, 王星拱被聘为筹委会委员。随后, 王星拱投入到繁忙的武汉大学选址和筹建工作之中。他还出任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理工学院院长兼化学系系主任和化学系教授等职务, 工作异常繁忙。1929年2月, 南京政府任命王世杰为国立武汉大学校长。因王世杰身兼数职, 无法完全投入武汉大学事务, 所以由王星拱实际主持校务。1929年6月(一说1930年1月), 王星拱出任武汉大学副校长。

　　这样, 在安大创始之初, 王星拱正全身心地投入武汉大学的组建和发展事业之中, 虽然他十分关心安大的创建与发展, 但是武汉大学繁忙的校务缠身, 使他无暇关注安大的实际发展。但是, 安大建校初期一系列事件的发展, 还是使他与这所家乡的大学发生几乎无法脱身的联系。

三

　　1928年11月, 刚刚成立半年的安徽大学就遇到一场严重的危机, 主持安大校务的文学院院长刘文典因当面顶撞正在安庆视察的蒋介石, 被关进大狱。1929年1月, 蒋介石的亲信、时任安徽省教育厅长的江西人程天放对安大进行一系列整顿, 并亲自出任安大首任正式校长。

　　程天放早年留学北美, 获政治学博士学位, 出任安大校长时年仅30岁, 可以说是少年得志, 又得蒋介石赏识, 因此年轻气盛, 独断专行, 安置亲信, 压制进步师生, 很快就引起安大师生的普遍不满。程天放在学校陷入孤立, 加上他志在高远, 不愿被校务缠身, 于是在1929年6月正式辞去安大校长职务。此时, 安徽教育界的人们又想起正在武汉大学任职的王星拱, 在他们的竭力推荐下, 同月, 安徽省政府聘请王星拱接任安大校长职务。

　　虽然此时王星拱一直实际主持国立武汉大学校务, 并已被正式任命为副校长(实际是代理校长)，而且武汉大学的建设和教学工作进展顺利, 已经开始步入正轨, 条件、环境较为优越;尽管安徽大学仅仅是一所成立不久的省属大学, 条件简陋, 然而出于支持家乡教育的赤诚之情, 他还是勉为其难地接受安徽省政府的聘请, 出任安徽大学校长。

　　7月, 王星拱来到安大就职, 发现眼前的情形比自己预想的还要糟糕、困难。在他看来, 在安徽大学面临的众多问题中, 最紧迫的是校舍问题。1928 年安徽大学创建之际,租用安庆圣公会教会百花亭圣保罗中学校舍。虽然安徽大学成立已经一年有余,由于种种原因,自己的校舍还未落实, 仍继续租用圣公会房屋, 而此时租期就要到期。对此, 王星拱感到莫大压力。他在给省政府报告中说: “唯此校基础薄弱, 校舍尚无,遑问其他用是?”他在来皖前就要求安徽省政府拨发特别款项, 以解决安徽大学校舍建筑之用。虽省政府当时同意王星拱的请求,但是由于安徽财政开支主要用于“剿共”等军事用途, 同意拨付的特别款项一直未曾兑现。王星拱无奈之下只得在学校厉行节俭, 决定“除课程必定力求充实之外, 其他用度概从撙节, 务期于每月实领4万元中陆续节余, 移充建筑之用”。他相信, 这样“圣公会之房屋虽收索有期, 而本校师生不至于栖留无所”。

　　在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的经历使王星拱十分清楚, 一所大学的成功,主要取决于教师队伍的水准。为了将安大建设成一所高水准的综合大学,王星拱将聘请全国著名学者、教授加盟安徽大学, 全面提高师资水准作为自己的又一主要工作。来到安徽大学不久, 他从上海、北平等地聘请留美教育学博士杨亮功教授出任安徽大学文学院院长, 留德经济学博士陶因任法学院院长, 留法物理学硕士张其濬任理学院院长, 法国巴黎大学哲学系毕业的邓季宣为预科主任, 留美归来的诗人朱湘教授为外语系主任。同时他还聘请著名哲学教授程憬(字仰之)、英文教授丁国鉴、数学教授郑坚白、教育学教授郝跃东、生物学教授胡国镠、著名作家郁达夫等加盟安徽大学。对于王星拱的邀请, 杨亮功、陶因等日后说, 他们“深信王校长平日为人, 从不空言相号召, 故接受函邀, 相率归来, 分任教职, 期以经验所得, 通力合作, 以慰皖士求知之渴”。这些名师来到安徽大学, 极大地提高了安徽大学在全国高等教育界的地位和影响。一时, 安大师资力量之雄厚、整齐, 几乎可以与国立大学相媲美, 从而引起许多大学的羡慕。

　　在王星拱出任安大校长之前, 学校仅设文学院和法学院。毕生从事化学研究的王星拱深知, 没有理科院系, 安徽大学不仅无法在国内大学中立足, 而且不符合南京国民政府有关法规中关于大学必须由三所以上独立学院组成的规定。他不顾条件简陋, 积极外聘教授, 立即组建理学院, 并首设物理学系。1929年8月,理学院物理学系开始招生, 招收物理学专业5名学生。1930年春,王星拱又毅然决定理学院破例提前招生, 再招收物理学专业学生10人, 同时又创设数学系, 招收数学专业7名学生。此举为安徽大学摆脱了被国民政府除名之虞。他并制定长远规划, 计划将使安徽大学成为包括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农学院、医学院和工学院在内的六大学院的一流大学。

　　王星拱来到安徽大学后, 积极致力于学校的根本制度建设。他以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的管理模式为依据, 与全校教职员一起, 重新制定了学校的各种管理制度。新制度本着民主管理学校的原则, 确定以校务会议为核心的管理体制。1930年省立安徽大学制订的“校务会议规程”在第三条规定: “本大学校务会议以校长、教务长、总务长、各学院院长及教授互选代表之五人组织之, ......教授代表由教授每年度开始时互选之, 其任期为一年,但得连任。”当时安徽大学共设文学院、法学院和理学院, 由此可以得知校务会议共计由11人组成。第五条规定了校务会议的职权范围, 包括进行计划、预算决算、重要规程、各院系之设立与废止、建筑设备事项、校长交议事项等等, 几乎包括一所大学的所有重大事项。为了确实履行校务会议的职权, 校务会议内设立了安徽大学的各种管理委员会, 包括聘任委员会、考试委员会、奖学金委员会、图书仪器委员会、审计委员金、体育卫生委员会、群育委员会、演讲出版委员会。规程并规定, 校务会议的一切决定均得“出席会议会员过半数之同意”。事实证明, 这些制度的建立对安徽大学的日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1931年出版的《省立安徽大学一览》在校史中亦称, 此时学校“内部组织渐臻完备”。

　　从严治校是王星拱的又一基本理念。他主持制定了《安徽大学学则》, 对安大学生作出严格和明确的要求。《学则》规定,安徽大学实行学年兼学分制, “每周上课一小时、自习三小时为一学分。实习及无需课外预备之学程, 以二小时或三小时为一学分”;“各院系学生选课须经选课指导员核准签字。第一年级学生以院长或院长商请之教授为选课指导员”;“本院系必修学程至少应占总学分2 /5至3 /5”; 学生在安徽大学学习期间必须修满140—160学分, 始能肄业, 并“须作论文或同等著作一篇, 须本院教授及系主任认可后, 始得毕业”。

　　在王星拱出任安徽大学校长后, 学校面貌一新, 各项工作渐入正规, 各项事业稳步发展。为此他也在学校师生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四

　　王星拱出任安徽大学校长之际, 继续承担实际主持国立武汉大学校务工作, 多数时间留守武汉, 从而极大地限制了他的精力, 安大管理工作不得不常常让文学院院长杨亮功代理。对此,王星拱自己也感到惴惴不安。1930年4月初, 王星拱经反复思量,终于向安徽省代理主席、省教育厅厅长程天放递交辞呈。他在辞呈中称学校各项事业已经步入正规, “学校内部, 已由各院长、主任努力进行, 广聘名师, 多方教遵, 而学生亦能专心求学”,而自己“材力绵薄, 旷职多时, 以外承钧座之提挈, 内资各部之维持, 陨越幸免已非易易, 何敢不自揣量更有希求, 侈谈美善,轻任重远。倘长此迁延, 不唯兆覆之虞, 且将贻恋栈之诮。难进易退, 古训昭垂, 星拱不才, 未敢自薄, 为此函呈钧座, 即日请准批准”。

　　虽王星拱在辞呈中谦称因才学所限和武汉大学的牵制, 无法胜任安大校长职责, 但是他的辞职其实还另有原由。1930年3月底, 安徽大学和安庆市内出现署名为“安徽省教育革进会”的传单, 恶毒攻击和诽谤王星拱在安徽大学的管理方针和工作业绩。这份攻击性传单无疑是王星拱萌生急流勇退念头的主要原因。

　　“安徽省教育革进会”的传单在安徽大学引起轩然大波, 并引起师生们的极大愤怒。1930年3月31日, 一篇署名为安徽大学全体学生的《紧急启事》刊登在安庆当地报纸《民岩报》上。启事称: “查最近外间发现无聊分子假造安徽教育革进会名义, 擅发宣言, 侮辱本校校长及本校各誉, 言辞乖谬, 背叛事实, 群情一致愤慨, 其用心不外一班失意分子, 一种无人格的表现。安徽大学负有继承我皖学先哲之光芒,而为后进青年谋研究高深学问之使命, 在此积极建设之际, 决非少量魍魅之徒所能破坏......去秋王抚五先生继长斯校, 对于内容之增进及艰苦之精神, 社会上自有一种公正评判, 决非无赖所能诋毁。”在此后几天中, 这篇紧急启事在《民岩报》上连续刊载。

　　虽然安徽大学学生的热情支持使王星拱感到些许安慰, 但是这无法改变他辞职的决定。随后, 他离开安庆前往武汉, 并向省政府正式递交辞呈。

　　王星拱此次离校在安徽大学师生中引起恐慌和混乱。4月5日, 安庆《民岩报》刊登消息, 称“安大校长王星拱氏, 曾以有署名安徽教育革进会名义, 散发宣言, 妄肆诋毁因愤而去皖赴汉。该校全体学生职员均以王氏主持校务, 备经艰辛, 此次因不满少数分子从而捏词攻击意图捣乱, 致令王氏离校, 影响校务进展为大, 尝经全体学生组织代表会, 挽留王氏, 并呈请省府电促王氏即日返校, 主持校务”。学生们并派自己的代表前往武汉,劝说王星拱返校。安徽大学文学院院长杨亮功、法学院院长陶因、理学院院长张其濬、预科主任邓季宣和总务处处长余子风,也联名致函省府, 请求省府出面挽留王星拱。

　　安徽省政府接受安大师生的要求, 随即致电已回武汉的王星拱, 电文为: “武昌武汉大学王星拱先生: 据安大各院长呈请,及学生代表陈述, 请促王校长返校主持校务等情, 盼执事即日返皖主持一切, 以免安大事务无人负责。”

　　由于王星拱未改变辞职决定。4月下旬, 杨亮功、陶因、张其濬等安大各学院院长, 再次联名致函代理省主席程天放, 恳请挽留王星拱。程天放复函表示: “抚五校长辞职, 已一再挽留,并促其返校视事。”

　　5月下旬, 南京国民政府任命马福祥为安徽省政府主席, 安徽大学师生再一次请求省政府挽留王星拱。省主席马福祥亦电促王星拱返校主政, 甚至“派专员任文渊持函赴汉慰留, 并恳电王校长从速返校”。但是王星拱去意已决, 拒绝收回辞呈, 在复电中表示“谨拟日内回皖, 办理学期结束, 并恳请以6月30日以前,另选继任”。

　　王星拱在出任安徽大学校长仅仅10个月后, 就决定辞职一事在中国高等教育界引起一场风波。上海的一些报纸连续刊登消息, 猜测王星拱辞职的真正原因。一些文章矛头直指安徽省教育厅厅长程天放, 认为他“主张用杨(指文学院院长杨亮功) 倒王,致王不来校”。6月初, 已经卸去代理省主席职务的程天放抵达上海, 在大东旅社约见上海各大报纸负责报道教育的记者, 称:“王校长以武大不能摆脱, 一再电呈辞职, 当时余代理主席。果有用杨倒王之心, 立即批准可也。余不但未准其辞职, 并去两电挽留, 促其回校负责。”从有关事实来看, 程天放并没有说谎。但是, 程天放在会见记者时不经意中也流露了对王星拱的一些不满和攻击。他攻击王星拱未能尽到安大校长职责, 称“王校长星拱就职后, 常川驻汉, 在校时期不过月余”, 并指责安徽大学“内部重要人士意见又未能一致, 以致彼此发生冲突, 各院长教授相率离校, 400青年之学业牺牲甚巨”, 并强调王星拱与其主要助手杨亮功的矛盾。这些意见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程天放对王星拱的不满。

　　程天放指责王星拱的第一条意见或许尚有理由, 但第二条意见根本不能成立。王星拱与杨亮功虽在一些问题上意见不一, 但是双方对对方的学识和人品都是充分肯定的, 不仅没有出现根本对立的情况, 而且双方都在竭力维护对方。王星拱在辞职信中称“杨亮功先生品学优粹, 任事勤敏, 且专供教育, 上学期维护本校, 致力尤多”, 明确建议由杨接任安大校长, 并表示: “钧座使之继任, 必能展其所长, 安大前途实利赖焉! ”而杨亮功在王星拱提出辞职后, 率其他安大学院院长, 一再致函省政府, 陈述王星拱对安徽大学发展的贡献, 并明确提出若王星拱离校, 安徽大学将“失其中心一切”, 只有王星拱回校, 才能“固学校根本”, 甚至表示自己准备与王星拱“同进退”。

　　1930年6月, 在多次挽留无果后, 安徽省政府最终决定接受王星拱的辞呈, 并根据王星拱的建议, 任命杨亮功继任安徽大学校长。

　　王星拱以复杂的心情获悉自己辞职最终被批准的消息。使他少许安慰的是, 他同时获悉凝聚自己心血的《科学概论》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在序言中说: “这一部书, 是我从北京大学讲义稿子编辑起来的。自从蔡孑民先生到北京大学之后, 大学里的各部分, 都极力的要革除‘ 文理分驰’的弊病;因为‘ 文’‘理’不能沟通, 那文学哲学方面的学生, 流于空谈玄想, 没有实验的精神, 就成些变形的举子了。那科学工程方面的学生, 只知道片段的事实没有综合的权能, 就成些被动的机械了。这两种人材, 都不能适应将来世界之环境。试问我国教育之目的, 能说不是要造就适应世界环境的人材吗?如果能够达到这个目的, 自然要从各科的教学同时下手;但是我希望这一部小书, 在这个大功业之中, 也能尽它份内的力量。”他的这一思想将对包括安徽大学在内的中国大学产生深远影响。

　　王星拱虽在1930年6月正式辞去安徽大学校长的职务, 但是这并没有完全割断他与安徽大学联系的纽带。1933年, 安徽大学为了加强与社会的联系, 决定成立首届安徽大学董事会, 聘请一批皖籍名流和学者为董事, 首先考虑到王星拱的名字, 聘他为安徽大学首届董事会董事。也是这一年, 王星拱在实际主持国立武汉大学多年校务后终于被南京国民政府正式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 并一直担任这一职务至1945年6月, 成为实际主持武汉大学任期最久的校长, 许多武汉大学的校友还认为, 他对武汉大学的贡献也是无与伦比的, 并建议将校园中的一处湖泊命名为“星拱湖”。

　　(作者系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原载《江淮文史》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