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元年(1862)淮军创建于安庆，缔造者曾国藩。读曾氏日记、家书，可以还原当时的历史场景。

　　太平军在江南西线失守后，全力攻打南线浙江，上海局势骤然紧张，委派士绅钱鼎铭、潘馥到安庆“乞师”，这是淮军创立的起因。曾国荃攻陷安庆后回湘摹勇，对援沪一事消极，迟迟未归，妨碍了曾国藩军事布局。

（曾国藩）

　　咸丰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曾国藩家书“致澄弟沅弟”：“浙事日棘，绍兴业已失守，杭州恐亦难保。今冬明春皖南必极危急，上海亦危如累卵。上海富甲天下，现派人二次前来请兵，许每月以银十万济我，用火轮船解至九江，四日可到。余必须设法保全上海，意欲沅弟率万人以去。已与请兵之官商订，定渠买洋人夹板船数号，每号可装三千人。现已放二号来汉口，不过放五号来皖，即可将沅弟全部载去。目下专主防守上海一隅，待多破庐州、鲍破宁国后，渠两军会攻金陵，沅弟即可由上海进攻苏常。不知沅弟肯辛苦远行否?如慨然远征，务祈于正月内赶到安庆，迟恐则上海先陷。如沅弟不愿远征，即望代我谋一保上海之法，迅速回信，由毛中丞排递寄来。至要至要!”

　　从这封家书可以看出，曾国藩充分认识到上海的重要性，筹划曾国荃率军万人援沪。他对后来的军事预测也是准确的，不过攻打苏常的已是迅速崛起的淮军。

　　长达两年的安庆围城，战场遍及关(北峡关)南长江两岸，曾国藩、胡林翼亲临指挥，曾国荃、李绪宜、多隆阿、鲍超、杨载福、彭玉麟几乎所有湘军精锐部队都卷入其中。

　　安庆攻陷后，湘军消耗巨大，士气普遍低迷，充满厌战情绪。咸丰十一年(1861)11月，上海形势危殆，江苏士绅钱鼎铭、潘馥等乘船到安庆“乞师”，曾国藩商之曾国荃、陈俊臣，无人愿去。此时与他昼夜商议派兵援沪的幕僚李鸿章发话了，我有兵，我愿去。这对正处于“兵荒”的曾国藩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诱饵，他相信李鸿章有此能力，因为他父亲李文安回籍办过团练，“且淮南风气刚劲”，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兵源。

（李鸿章）

　　当李鸿章说这话时，其实并无多大把握，他觉得这是一个巨大机遇，要搏一搏。实际上他回庐州老家摹兵并不顺利，离援沪部队开赴前不到两个月了，只有4500人，其中大部分还都是从湘军拨付的，与曾国藩心目中的数字相差甚远，“江苏请援，至少亦须八千人乃能往救。”(曾国藩家书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致季弟”)曾国藩没有办法，又写信给远在湘乡摹兵兼调养的曾国荃，要他再拨付两个营给李鸿章。

　　这样一来，处事稳重的曾国藩对李鸿章的能力产生了怀疑，有吹牛皮之嫌，不免有所动摇。但是李鸿章与江苏“乞师”方早已达成默契，甚至有某种许诺，联合起来倒逼曾国藩。

　　同治元年二月二十八曾氏日记：“二更后，江苏有绅士钱鼎铭、潘馥复来请援，带火轮船，将潜载少荃之兵直赴上海。随后更有轮船六号续至。每次七船，计可载三千人，将分作三次迎接少荃之兵。余以少荃之兵，日内已订定由巢县、和、含陆路东下，今若遽改为舟行，则大拂兵勇之心;若不由舟行，则大拂江苏绅民之心，踌躇久之，不能自决。”

　　这个从陆路到水路的线路改变非常关键，巢、和、含一线，曾国荃部队已在此布阵，走此线路，说明曾国藩还没有放弃曾国荃统领援沪部队的想法。若走水路，则彻底摆脱了曾国荃控制。有江苏士绅支持，李鸿章底气十足，“少荃来，与之言江苏官绅殷殷请援之意，有甚于蹈水火者之求救。其雇洋船来接官兵，用银至十八万之多，万不可辜其望，拂其情，决计由水路东下，径赴上海。”(同治元年二月二十九曾氏日记)

　　在舆论压力下，亦担忧朝廷猜忌，曾国藩采用了水路赴沪方案，“上海派洋船来接少荃一军，花银至十八万两之多，可骇而亦可怜!不能不令少荃全军舟行，以顺舆情。”(曾国藩家书“致沅弟季弟”，同治元年三月初三)

（淮军进入上海）

　　1862年4月5日，首批赴沪援军从安庆南门码头乘洋轮出发，亲兵营韩正国800人、周良才500人，开字营程学启1300人，都是湘勇。总共13营，6500人，湘勇占9营，5000余人。到上海后，江苏“乞师”代表钱鼎铭被李鸿章聘为幕僚，后官至直隶按察使、直隶布政使。

　　同治二年(1863)9月，应张斯桂、李善兰邀请，容闳到安庆谒见曾国藩，与老友张斯桂、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相见。当时安庆是安徽省会，也是两江总督署所在地，曾国藩慧眼识英雄，成为曾国藩幕僚的容闳，被委以重任，赴美采购“制器之器”，开始其洋务之路。

　　容闳回忆录《西学东渐记》，追述了当年他在安庆所见的情形：“今更回述予在安庆之事。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中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家，无不毕集，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

　　太平天国兴起后，富庶的江南(江苏、安徽)、浙江地区受冲击最大，汇集到安庆的各类人才，大多来自于江浙。战乱导致科举废除，堵塞了士子上升空间，他们冒着危险来到安庆，是因为这座城市能给予他们机会。

　　在八卦门、马王庙测字的周馥，加入了刚刚创建的淮军，后为山东巡抚、两江总督、两广总督，假如他在其他城市测字，他一生可能就是一个测字先生。李鸿章从普通幕僚一跃而为江苏巡抚，更是这些士子心中的励志楷模，而这一切都与曾国藩及后来的李鸿章手中拥有的权力有关，湘淮系改变了晚清政治版图。

　　为了便于战时人财物调度及后勤管理，湘军将领、湖北巡抚胡林翼提出了“包揽把持恢廓宏远”八字方针，要求权力集中。清朝巡抚属地方大员，布政使、按察使则属部臣，双方有所制约。胡林翼向咸丰皇帝争取到的权力，省会各方面工作都要向军事倾斜，布政使、按察使要受巡抚节制，州县人选由巡抚决定，设立总粮台管理后勤，基本上就是湘军大营与地方政府合二而一。这也是胡林翼为整个湘军所争取到的权力，湘军攻陷安庆后，清廷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节制苏皖浙赣四省军务，保荐彭玉麟、李绪宜为安徽巡抚，保荐李鸿章为江苏巡抚，都在他的权力范围。至于其幕僚被派往各地为道台、知府、知县、督办洋务者，更是不计其数，这也是容闳回忆录中记载的大量人才汇聚安庆的主要原因。

（曾国藩日记）

　　同治元年三月初八(1862年4月6日)曾国藩家书“致沅弟”：“韩正国、程学启初七日开行，少荃初八早开行，轮船不过三四日可抵上海。余令开字营号补皖勇改淮勇，程云必待沅帅缄谕才敢改换。亦足见其不背本矣。”

　　又是皖勇，又是淮勇，该如何理解这句话?太平天国兴起后，南方各地开始办团练，有在籍官员、乡绅办理的，也有朝廷派遣京官回原籍办理的，曾国藩和安徽李文安、吕贤基都属此类。但是回乡后的曾国藩鉴于绿营没有任何战斗力，一开始就要以湘乡为基地建立一支官勇，罗尔纲《湘军非团练辨》引用曾国藩的话：“臣自咸丰二年奉旨办团，初次折内即奏明自行练勇一千，是臣所办者乃‘官勇’，非‘团丁’也。”曾国藩湘勇主要是湘乡人，而非湖南人，广义的湘军还包括楚勇、霆勇。程学启因是安庆府桐城县人，其部命名为皖勇。淮勇最初13营，程学启开字营兵力最多(1300人)，战斗力也最强。从曾国藩这份信可以看出，程学启借口改名需经过曾国荃批准，开字营从安庆开赴上海时，仍是皖勇，而非淮勇。援沪13营，湘勇7营，皖勇2营，庐州团练改编4营。因李鸿章是淮人，“且淮南风气刚劲”，曾国藩对在淮南地区开辟兵源抱有很大希望，故统称淮勇。

（安庆老照片）

　　同治元年( 1862)4月5日，淮军首批士兵在安庆南门码头乘洋轮赴沪，一共三艘轮船，亲兵营韩正国800人坐一船、周良才500人坐一船、开字营程学启1300人坐一船。至5月28日，分七批次租用麦李洋行轮船运兵到上海。李鸿章到任家坡督帅行署辞别曾国藩后，第二天也在风雨之中前往上海，曾国藩在日记里颇为挂念：“昨今两日，风雨严寒，本日雨尤大，不知少荃一军附洋船赴上海者，途次平安否?”这一船随李鸿章前往上海的，有不少是在省城安庆招募的幕僚，周馥曾在安庆八卦门、马王庙测字，因写得一手好字，被推荐至李鸿章办理文案，后升任总文案，官至山东巡抚、两江总督、两广总督。

　　李鸿章用人可谓不拘一格，还有一个疏长庚，被曾国藩目为桐城四大匪之首(东乡疏长庚、南乡王鸾旂、西乡潘寿春、北乡姚廷弼)，也被李鸿章招为幕僚，曾国藩尝责怪，李鸿章答曰，疏长庚与程学启私交好，开字营是淮勇第一战斗力，可以利用其沟通。至于曾国藩幕府很多其故交，都被李鸿章毫不客气带走了，诸如刘含芳、刘瑞芬、陈鼐、冯焌光、高云浦、涂宗瀛、徐建寅。丁日昌是李鸿章在安庆幕府无话不谈的幕友，被邀后，看不清形势没去，一年后还是到上海加入了李鸿章幕府，成为其得力助手。

　　可以看出， 同治元年(1862)淮军在省城安庆创建时，13营湘勇占9营，李鸿章书信招募庐州团练4营，其幕府成员大多来自曾幕及安庆街头招聘。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至同治元年二月，李鸿章组建淮军，都是在省城安庆完成的，并未出城。其招募庐州团练，是通过书信往来，这期间李鸿章本人没到过庐州。淮军组建后，直接用洋轮从安庆运到上海，李鸿章亦于三月初八(4月6日)早晨第二批离开。

　　到上海后，淮军迅速由不到7千人发展到7万人，主要来源是江苏地区团练及太平军降卒。当初曾国藩命名淮勇，一是为了显示湘军构成的多元化;二是李鸿章是淮人，且希望在淮南地区开辟兵源。但是后来淮军摆脱了湘系控制，在李鸿章、程学启推动下，走向近代军事化，聚集天下精英的淮系集团也成为中国近代化主力。

　　安徽团练不是淮军，与湘军浓厚的血缘与地缘色彩不同，淮军的创建过程决定其不是一个地方武装，更多带有李鸿章个人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