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黄梅戏《方以智》剧照

　　作为中国十七世纪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相比，方以智成名更早，可谓耸立在时代的潮头浪尖。其出身翰林，性通脱，风流自喜，青年时就与陈贞慧、侯方域、冒辟疆并称“复社四公子”，名噪金陵。怀血书救父湖广巡抚方孔炤，呼号朝门外，崇祯帝有“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之叹。流离岭南，南明永历朝十召入阁，官拜内阁大学士，坚辞不就。

　　在阳明学推动下，晚明学术思想极度活跃，士农工商，社会各个阶层，盛行讲学。利玛窦等欧洲传教士来到中国，带来了西方的科学知识。方以智以“坐集千古之智，折中其间”的学术胸襟，“借泰西为郯子”，广泛吸收西学，著述繁富，以“通几”“质测”为中心建构自己的学术体系，成为当时“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方以智对自然科学充满热情，主张哲学应建立在自然科学之上，带有鲜明的近代气质和启蒙特质。韦政通《中国思想史》论及方以智认为：“方以智是十七世纪的人，三百年后我们经历了无数痛苦和失败的教训，所能知道的比较健全的态度，仍旧是以智在三百年前就已表现过的。在那样早的时代，他对西学能不采取国粹主义的反应，表示他在科学认知的训练中，已培养出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能力，也反映出他具有一个极富弹性而倾向于开放的心灵。”

　　入清后，方以智虽诸多著述遭禁毁，但其《通雅》《物理小识》二书仍盛行于世，对实学的兴起影响甚大，“然以智崛起崇祯中，考据精核，迥出其上。风气既开，国初顾炎武、阎若璩、朱彝尊等沿波而起，始一扫悬揣之空谈。”(《四库提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则认为：“顾、阎是否受密之影响，尚难证明。要之密之学风，确与明季之空疏武断相反，而为清代考证学开其先河，则无可疑。”肯定方以智开乾嘉学派先河的学术地位。晚清咸同年间，湘军攻克安庆，两江总督曾国藩在任家坡大营设书局，刻《船山遗书》，敬敷书院山长杨朴庵(金陵刻经处杨仁山之父)也开始搜集方以智遗著，其对《药地炮庄》评价甚高，谓“说《庄》第一书”。自晚清至当代《方以智全书》出版，百余年，方以智著作不断被发现，学术面貌越来越清晰，成为学界一个不断升温的热点。

　　“当代方以智研究，台湾学人谢明阳、廖肇亨传承日本学者荒木见悟的学脉，于其禅学、诗学、庄学多有发挥。大陆学人则继承了侯外庐对方以智质测、通几之学阐释，关注其启蒙特质、科学哲学精神和百科全书派的胸襟。沿着这个理路，朱伯崑与蒋国保研究方氏象数易学，蔚为大观。该书与彭迎喜《方以智与<周易时论合编>考》则是第三代学术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该书深得密之学精髓，值得推荐。”这是我为刘伟博士著作《天下归仁：方以智易学思想研究》写的

　　推荐语，概述了方以智研究的当代面貌。尤其是谢明阳、廖肇亨、杨儒宾、徐圣心等一批台湾中青年学者的涌现，方以智研究显得更为瑰丽多姿。皖江地区的方以智研究，从雾灵山到白鹿山，从海门大社到阮自华——白瑜——方以智诗学脉络，从南中王门到密之学，作为明清皖江文化内核的方以智研究，这些年与各地学者密切交流，正在构建富有地域特色的学术体系。

　　方以智童年时代就跟随父亲方孔炤游宦四川嘉定州(治今乐山)、福建福宁州(治今霞浦)等地，方孔炤公务之暇爱好光仪，方以智受其影响。福宁任上，方孔炤见贤思齐，问学熊明遇、郑三俊，方以智也得长见识。青年时代，方以智往来南、北二都，所交皆一时才俊，激荡东林、复社士风。晚年方以智禅游江右，接续阳明讲会传统，与施闰章重启青原大会，“士大夫之行过吉州者，鲜不问道青原。”(施闰章《无可大师六十序》)其波澜壮阔的一生，足迹遍布华夏各地，留下丰厚的文化遗产，这也是方以智研究呈现多重面貌的重要原因。各地文化学者，从方以智在其家乡的遗迹出发，搜索文献，缘迹求神，共同走向方以智博大的精神世界，“山河影里虽殊相，太极圈中是一

　　家。泉水各溪都有月，青天无处不同霞。”(明·庄昶)

　　时值冬至，一阳生。春夏秋冬，元亨利贞，兴观群怨，这是事物的一个周期。冬而春，贞下起元，怨怒致中和，这是复兴与再生。“冬炼三时传旧火，天留一磬击新声”，命脉未绝，阴极阳生，死灰亦可复燃，这是方以智乐观主义精神。“大雪后，冬至前，阴极阳生，好个时节!”(方以智《冬灰录》)冬至对应复卦，“天地之心”是复卦极阴之下那根初生的阳爻，也是震卦下面那根雷霆万钧的阳爻，方以智师觉浪道盛曰：“大易以地雷复为见天地之心，怒莫若雷。至于雷电敕法，帝出乎震，震惊百里，摩荡八八六十四卦，皆从震发怒机，此大易又为一部怨怒之府。”方以智曰：“天地是最毒之东西，则天地之孤最毒。不毒不孤，不孤不毒。天地托孤于冬，霜雪以忍之，剥落以空之，然后风雷以劈之，其果乃硕，其仁乃复。”在这里，“天地之心”是肃杀的，动态的，阳刚的，震怒的，凋零的，苦毒的，经过最孤最毒之天地，“其仁乃复”，大地充塞了创世的欢乐与喜悦，恰如母亲的痛苦和血污孕育了新的生命，非剥不复，这才是重生的完整内涵，也是方以智庞大学术体系下燃烧的熊熊烈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