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书声琅琅、芳草萋萋，安庆市青少年宫的院落里，税务青年牵手少年儿童诵经典学党史的活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

　　读到陈独秀先生在《新青年》发刊词上的这段文字，我的目光不由得再次越过郁郁葱葱的树木，落在陈延年烈士的雕像上。

　　他，身着西装，身形健壮，阔步昂首，目视前方，神情坚定，充满朝气，这应该是他赴法留学时的形象啊！一时间，我的脑海浮现出陈独秀送陈延年、陈乔年出国留学，父子依依惜别的场景；浮现出在上海龙华，29岁的延年、26岁的乔年满身鲜血、巍然屹立、慷慨赴死的画面。“革命者光明磊落，只有站着死，绝不跪下！”烈士临刑前的呐喊，仿佛响彻耳畔。

　　去时少年身，归兮英雄魂

　　陈延年、陈乔年的经历令人泪目，也使我不禁怀想，当年到底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们，不悔将生命奉献给“前途未卜”的革命事业，践行“生于青春死于青春，生于少年死于少年”的誓言。

　　“陈延年，曾就读于安庆市尚志学堂和全皖中学……”思虑间，延年雕像简介的文字，引得我迈开了脚步，迎着南方初春的蒙蒙水雾一路向南，去看看英雄的少年读书处。身为本地人，安庆的名人故居走访过很多，比如邓稼先故居、赵朴初故居、严凤英故居、张恨水故居，甚至太平天国的英王府，然而当我从江边的南水关巷入口进入后，没走几步便几乎楞在原地。这高宅大院突兀的伫立在一片矮旧民房中，院落中合抱的大樟树，似乎都向我诉说着陈氏家族确实是清末民初时安庆的名门望族。根据史料记载，这座曾经五世同堂居住的宅子，三天井四院，五开间六进，宅前宅后均有花园，建筑面积有三千多平。目前已然修复的显然还不是全貌。难怪据史料记载，陈乔年在苏联的调查表中，家庭成分一栏里填的是“地主官僚”。“推窗俯视千帆影，卧枕静听江流声”看来不一定是夸张的表达方式，自幼生活在此的陈延年、陈乔年，应当是有个优渥的童年。

　　可是嫉恶如仇的他们，虽学的是四书五经，却非常向往新学，以青年的热忱感悟着穷苦百姓的痛苦。“那些成千上万的、最受辱骂咒骂的奴隶们，已经纷纷的站起来了。要将他们的痛苦，他们的要求，译成我们的诗，我们的科学。新时代的青年们，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陈延年在1927年发表的《我们应该做什么》一文中，用铿锵的语句明确地回答了“为什么人”的问题。

　　为学先立志 ，立志当高远

　　我想，陈延年、陈乔年当是立了大志，走出乡关，踏上求学路的，所以才能一次次毅然决然的告别，告别祖母、告别母亲、告别父亲，走出家庭、走出书斋，走进劳苦大众、走向基层，最终走进马克思主义。

　　创立互助社、自断经济支持、半工半读，读书时的陈延年、陈乔年在上海一度“寄宿于《新青年》杂志发行所店堂的地板上，白天在外工作，谋生自给，食则夸饼，饮则自来水，冬仍衣袷，夏不张盖”。即使是从苏联回国工作，在党内身居要职时，陈延年依然坚持着超强的自我约束力。“办公室只有一张条桌、一把藤椅和一个书架，书架顶上一个铺盖，旁边一张行军床，深夜铺盖一开就是床。冬天只一套从苏联带回的旧粗绒服，夏天不过两套灰布衣服。”他还给自己定下了“六不”，不闲游、不看戏、不照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私交，省下钱都捐给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和广东妇女解放协会作经费。这些困苦在充满青春热血的他们看来，或许只是探索救国救民路上的个人磨炼而已。

　　也许在当时各种理论主义甚嚣尘上的背景中，作为青年立志不难，难的是立长志，更难的是必躬行。这意味着他们选放弃了一条舒适之路，选择了一条困难之路；意味着他们放弃了一条守成之路，选择了一条开拓之路；意味着他们放弃了一条安逸之路，选择了一条拼搏之路。

　　戎马鸣兮金鼓震，壮士激兮忘身命

　　为了理想志向，陈延年早早就将生命置之度外。早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延年激动万分地说到：“这次学潮含有无产阶级斗争之意义，千古未有，如有必要，我和乔年都会求此机会做光荣牺牲。”面对1926年白色恐怖中艰难的革命形势，陈延年常常鼓励同志们“搞革命，就不能怕死！”“革命，血总是要流的”。

　　“我们的党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上生出来的，更不是从海外飞来的，而是在长期不断地革命斗争中，从困苦艰难的革命斗争中生长出来的，强大出来的。”陈延年1926 年说的这番话，现在读来依然振奋人心。

　　革命的道路本就是一条向死而生的路，陈延年义无反顾向前走，遍地荆棘也绝不回头。他是革命的先驱者，他是理想的践行者，他更是青春的奋斗者。他用自己的青春“燃”出了生命的高峰，“燃”出了理想的高光，“燃”出了青年追随的方向。从“延乔读出处”走出来，不到800米即是安庆一中，我仿佛见到了“延乔班”里一张张青春的脸庞，他们心怀梦想，眼里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