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末，学者徐晓宏病逝，2024年1月，其妻子陈朗的一篇悼文引发了大范围的情感共振。陈朗女士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是一位曾与丈夫一样拥有过学术成就和学术理想的优秀女性。婚后，陈朗主动放弃香港的教职，跟随丈夫赴美。之后，丈夫患癌，她则专心照料家庭，困于家庭琐碎和育儿责任中。

　　在这篇颠覆传统的悼文中，陈朗用最平静的语言，诉说自己的思念、哀愁与不甘，直言：“我不知道有多少女人在她们杰出的伴侣最春风得意的时候，内心最痛苦地尖叫着。又有多少女人最终用‘爱情’说服了自己，抵消了、忘却了心中的尖叫，保持沉默。”

　　回顾历史，从许广平到林徽因再到陈朗，百年来，女性在婚姻中微妙的不甘从未消逝。1939年，许广平曾在文集中提到与鲁迅结婚后，她外出工作的想法遭到鲁迅的强烈反对：“如果你到外面做事，生活方法就要完全两样，不能像这样子。”于是她不再拥有自己的正当职业，被迫留在家中“管理厨房、接待客人”，从新文化运动和妇女运动中的积极参与者变成丈夫的一道影子。后来，我们常将“中国第一建筑史家”梁思成的婚姻视为琴瑟和鸣的典范，但梁从诫曾写到，梁思成的论文和调查报告大多数都经过林徽因润色。在学习和工作当中，经常是林徽因交代设计想法，梁思成完成画稿，最后再由林徽因撰文，甚至在许多了解林徽因及其丈夫工作关系的亲近好友看来，梁思成著作背后流淌的大部分灵感，都来自于林徽因。

　　如今，人们常常将“合适”视作维系完美婚姻关系的秘诀。但囿于爱情神话的现代人，或许正在用“合适”粉饰父权结构对人的压迫和女性的牺牲。一位博主在微博分享自己婚姻生活中类似的矛盾，并称其为“大的爱和小的爱相互背弃”。她解释到，在势均力敌的婚姻中，夫妻双方可能同时拥有了一种大爱，这是一种对理想与学术的追求，可总有人需要承担庸俗世界的平凡琐事，正是这些充满油烟和孩子哭喊的日常小爱，耗尽了一位妻子和母亲追求大爱的力气。

　　在社会建构之中，女性通常被塑造为更渴望家庭稳定而非个人成就，是需要为婚姻做出妥协的一方。她们的抱负与才华在婚姻中消逝，被称为“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若要问她们完全不为另一半的成就而感到与有荣焉吗?答案并不固定。但可以确定的是，在这样的红袖添香、举案齐眉背后，藏着柴米油盐中无数个无奈的“算了”。女性正在用自身的放弃和隐忍使婚姻达到平衡，而后被世人称为“合适”，不痛不痒地一笔带过。

　　在《成为母亲的选择》一书中，社会学家奥娜·多纳特曾向所有受访者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即“你是否后悔成为母亲?”。而她们的答案亦是统一的，即“我后悔成为母亲”。她们深爱自己的孩子，恨自己作为母亲的身份和自我的消逝。但在现实中我们听不见这样的声音，因为社会将妻子和母亲赋予神话形象，不为此感到自豪被视作耻辱，后悔的女性被当作自私的怪物，于是她们只好被社会规训赶着走，人群是那么像羊群。

　　陈朗，作为一位优秀且值得敬佩的女性，拥有直面怨怼和隔阂的勇气，敢于在众人面前撕开琴瑟和鸣的表象，展露婚姻中的苦楚与不堪。但我们不应要求所有女性被磨成合适婚姻的样子。正如她在第二篇补充文中说到：“特别是作为一个女孩子的母亲，我要诚实，不想续写‘做你的妻子是我一生荣幸’之类的神话，来让更多的女孩子误解婚姻的意义。”若婚姻目前只能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工具，而非爱情的归宿。或许我们应当接受，女性将婚姻作为选修课。

　　陈朗提到：“夫妇不应该‘属于’彼此，而应该彼此相连(connected)。”这是多么理想的亲密关系，如舒婷在《致橡树》中描绘：“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又如纪伯伦在《先知》中写：“爱不占有，也不被占有。因为爱在爱中满足了。”爱情本身自然美好，症结也绝不在爱情本身，更不在婚姻中具体的丈夫或妻子个人。我们首先承认爱，承认对家庭和亲密关系的渴望，然后才能看见核心所在：父权结构对人，尤其是女性的压迫。

　　本文自然并非想要责备男性，也并非否认爱情、婚姻和生育的积极意义，而是强调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妥协不应被视为理所当然，关于婚姻必然性的探讨更不应成为讳莫如深的禁忌。有些问题可能我们永远都找不到答案，但这并不代表相关讨论和思考失去了意义。我们希望妻子和母亲有一天能被当做一种纯粹的人际关系，而非女性必须扮演的角色和必须履行的天职。也希望这些不想再承受痛苦并坚持讨论下去的人，终有一天能够改变这个社会。

　　1999年，陈朗成人礼，她的父亲曾为她写过一篇贺词。在此，愿每一位女性都如陈爸爸所写的一般“永远生活得超迈而乐观”，鼓起勇气“前进!前进!前进进!”这本就是你我天然拥有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