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尺巷，不仅是地名或故事，还是智慧，是美德，是文化。

　　那么，六尺巷为什么会出现在桐城呢?

　　也可以这么问：桐城为什么能孕育出张英?

　　得益于延续了数千年的汉字，得益于保存了数百年的文物，类似的问题答案并不难找。我们今天就从六尺巷出发，探寻六尺巷智慧的源头，讲一讲六尺巷之外的故事。

　　张英：“终身让路，不失尺寸”

　　如果你生活在1702年的桐城，如何才能找到刚刚退休的张英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到位于县城六尺巷的张府去找;第二种，到位于城西北龙眠山的赐金园去找。在哪儿能找到，能不能找到，咱也不能打包票，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赐金园找到张英的概率更大些，因为那可是他心心念念的田园梦啊!

　　熟悉张英的朋友都知道，他“自壮岁即有田园之思”，他的号“乐圃”“圃翁”就很说明问题。早在1681年，才40多岁的张英请假回桐城安葬父亲时，就开始谋划田园生活了。当时康熙皇帝出手很大方，一次性就赏赐了白银五百两、绸缎二十匹。在一亩良田也就几两银子的当时，张英在为其父购置了一块上好的坟地后，这笔钱还剩下不少。怎么办?总不能退给皇帝吧?于是，他又买了一块山林。因为这笔钱是皇帝赏赐的，所以将买得的这块山林命名为“赐金园”。

　　现藏于桐城市博物馆的张英画像。 通讯员 姚达 摄

　　后来，张英官越来越大，工资也越来越高。平常节俭的他，也没什么乱七八糟的开销，省下来一点银子就在赐金园边上买田买地，并遥控指挥家里的娃儿们——张廷玉等人积极开展种树开路、挖渠通沟工作，把养老的庄园给安排明明白白。对，是庄园，不是园林，人家想的是“鸡豚畜之于栅，蔬菜畜之于圃，鱼虾畜之于泽，薪炭畜之于山”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

　　1699年，62岁的张英又一次被提拔了——康熙皇帝任命他为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众所周知，清朝没有“宰相”或者“丞相”这一官职，殿阁大学士就是实际意义上的宰相。

　　就在同一年，十分牵挂老家的庄园的张英，请一位名叫禹之鼎的画家，到自家庄园去采风，画一幅全貌图带来给他看。这位禹之鼎可是誉满京师的宫廷画家，擅山水、人物、花鸟、走兽，尤精肖像，现藏于桐城市博物馆的文物“张英画像”，就是出自他的手笔。

　　看过禹之鼎给自己的庄园绘制的全景图后，处于人生巅峰的张英做了一个决定，与乡亲们共享心爱的私家庄园——他在《芙蓉溪记》是这么表达的：“吾园得平壤之半，不设籓篱，任樵者取径焉。”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家的庄园，没有围墙，没有划界，随意进出。”

　　这时候有朋友要问了：怎么，赐金园风景很好吗，有人去吗?这么说吧，赐金园所在的龙眠山，很久以前就是一处著名的风景区。

　　“桐城好，最好是龙眠。碾玉峡前双水合，赐金园外万松圆。山借宋人传。”正如乾隆年间桐城文人姚兴泉在《龙眠杂忆》中描写龙眠山时所提到的，龙眠山的名气，并不源自张英，而是“宋人”——号“龙眠居士”的大画家李公麟。同样正如词中所言，张英在龙眠山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赐金园。

　　如果你生活在1702年的桐城，在赐金园看到一位须发微白、脸庞饱满、精神矍铄的老者，他很可能就是张英。如果你是一位樵夫，挑着柴经过他的庄园，在狭窄的道路与他相遇时，他远远看见就会主动让到路边，让你先过。如果你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会回答：“终身让路，不失尺寸”。如果你刨根问底，想要知道他为何以此为准则、又是何时以此为准则时，他一定会提到他的父亲。

　　张秉彝：“敬者德之基，俭者廉之本”

　　张英，字敦复，又字梦敦。这个“敦”是怎么来的呢?如果你能回到1780年的安庆城，就此问题采访当时在敬敷书院工作的“桐城派三祖”之一的姚鼐的话，他的答案一定会是：与东晋王敦有关。

　　姚鼐有诗云：“正似吾乡张太傅，再招东晋大将军。”姚大师怕大家不懂，还贴心地做了注释：“张文端太傅母始梦有异人自称王敦至其家，生子名敦哥。数岁殒，母恸甚。梦异人复至，曰吾终为夫人子。遂产太傅名之敦复。太傅长遂以为字。”

　　清人陈其元在小说里给出的说法大同小异，只是把故事主角换成了张英的父亲：“桐城张封翁少时曾梦金甲神，自称晋之王敦，欲托生其家，封翁以乱臣也，拒之，敦曰：‘不然。当晋室丧败之际，我故应运而生，作逆臣;今天下清明，我亦当应运而生，作良臣矣。’惊寤。后果生一子，然未几而天。后数年，又梦敦来托生，封翁责之曰：‘汝果奸贼，复来欺我，今不用汝矣!’敦曰：‘我历相江南诸家，福泽无逾于君者，是以仍来，今不复去矣。’遂生文端公英，故小字敦复。”

　　这个故事里的张封翁，即张英的父亲张秉彝。“封翁”，就是因子孙获得封典的人，简单来说就是：孩子出息了，老父亲也跟着光彩了。

　　故事虽然有趣，但终不过是小说家言，无非是给老宰相的身世增添一些传奇色彩。从现实角度来说，张秉彝有没有梦到王敦并不重要，他对张英的言传身教，才是张英优秀品格的根源所在。

　　张秉彝十分节俭。看过张英《恒产琐言》的朋友都知道，他们家分地给他，一分就是几百亩。而张秉彝有七个儿子成年，他共有多少田产，可以估算一下。家境如此富裕的张秉彝却非常反感任何与“奢侈”二字有关的实物，个人吃穿用度力求节约，将“惜物力留有余”作为家训。这一点，张英很像他。

　　张秉彝乐善好施。他热心公益事业，在明清之交的乱世中，周济贫苦民众，挽救了许多人命。这一点，张英也很像他。

　　张秉彝为人谦逊。在张英进京为官后，他寄信告诫张英：“敬者德之基，俭者廉之本，祖宗积德累世，以及于汝，循理安命，毋妄求也!”他不止这么要求儿子，自己也“冲然自下，不改寒素”，与人交往时从不疾言厉色，而是以和为贵，遇人有过，则以好言规劝。是的，这一点，张英依然很像他。

　　这样的张秉彝，培养出张英，也就不奇怪了。

　　那么，张秉彝是不是那种“自己不读书，逼着孩子读书”的家长呢?并不是。他“十五补博士弟子，精攻制举业，以廪例入南雍，名噪士林者三十余年，历成均岁久，考授别驾，未仕，优游林泉者又二十余年”。也就是说，他虽然没做官，但也是在“南雍”读过书的高级人才。南雍什么地方?明代的南京国子监，一度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

　　张秉彝的“未仕”，与他身处明清之交的乱世有着莫大的关系，毕竟当时大明的学生不愿意为大清效力是普遍现象——如果考虑到他的亲哥哥张秉文还是一位为大明殉国的封疆大吏的话，就更说得通了。

　　张秉文：“身为大臣，自当死于封疆”

　　张秉文，简直就是古装偶像剧的男主：身材高大，容貌清秀;能文，25岁考中进士;能武，多次参与平定海寇李魁奇等大型军事行动中，且有亲冒弹石指挥作战的经历。

　　1638年，时任山东左布政使的张秉文迎来了人生最大的也是最后一次考验。

　　自1629年“己巳之变”后，清军便多次绕道蒙古，从山海关以西的长城关隘入关，甚至三次直逼北京城下。发生在1638年的那一次，则是规模最大、明朝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是年八月，皇太极派多尔衮统帅军队从沈阳出发，绕道蒙古突破长城，沿着运河一路向南劫掠，兵锋直指济南府城。

　　在明代，这不是济南第一次经历“保卫战”——上一次是明朝初年，铁铉将军率军驻守济南抵抗燕王朱棣的围攻。而这一次，比上一次难度大得多。此次进攻的清兵有十多万人，济南城内只有500乡兵和由莱州增援的700兵士。乡兵是什么兵呢?就是民兵，非正规军。

　　常走“六尺巷”，走出的是高天白云，走出的是人生天地宽。 全媒体记者 江胜 摄

　　本来，作为重镇的济南府，军事力量不会如此薄弱——兵部尚书杨嗣昌将驻防济南的主力部队都抽调到德州阻击清军。奈何皇太极的部下并不会按照杨嗣昌的计划打仗——清军最终绕过德州防线，直取兵力薄弱的济南。

　　巡按御史宋学朱正在巡视章丘，闻清军至，忙到省城济南，与张秉文，副使周之训、翁鸿业，参议邓谦，盐运使唐世熊等商议守城，决定一边求援，一边积极备战。

　　求援方面很不顺利：朝廷里，杨嗣昌没有回应;距离济南不远的督师宦官高起潜倒是手握重兵，却不肯发兵救援;同在济南附近的大将祖宽、倪宠等人的部队也在保守观望，迟迟不肯救援。

　　那就是只有靠自己了!此时的济南城并没有突出的武将，除了之前提到的几位官员，就只有济南知府苟好善、同知陈虞胤、通判熊烈献、历城知县韩承宣等驻城官员，全是文官!这群文官，也就成了这1000多人组成的防守部队的主心骨。

　　私底下，张秉文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他在修书给远在故乡的老母时写道：“身为大臣，自当死于封疆。老母八旬，诸弟善事之。男誓以身报朝廷，不得服侍太夫人侧矣。”

　　明面上，张秉文依然保持着旺盛的战斗意志。他和宋学朱、邓谦等分门死守，昼夜不解甲。连日通宵达旦的疲劳，让多人须发皆白，一夜老去。一众官员的无畏无私、身先士卒的表现，鼓舞着守城军民的士气。正是高昂的士气、周密的布防、高大的城墙，让这支临时拼凑的区区千人的守城部队，将十万虎狼之师阻挡在济南城外达两个月!

　　两个月后已是次年正月。正月初二，济南城终究被清军攻破。城破后，张秉文继续率兵与敌人巷战，不幸中箭阵亡。宋学朱、周之训、邓谦、唐世熊、苟好善、陈虞胤、熊烈献、韩承宣等人，皆殉国难。张秉文殉国后，其妻方孟式和妾也投大明湖自尽。

　　张秉文、张秉彝的祖父，名叫张淳。张淳对“孝友端慤”的张秉文寄予厚望，“许为远器”。如果你了解过张淳的故事，就不难发现：无论是张秉文的不屈意志，还是张秉彝的优秀品格，都和他们的祖父有着莫大的联系。

　　张淳：“以理卜，何神之有”

　　虽然张淳也担任过陕西布政使等高官，但他被史书所记载的事迹，大多发生在永康任知县期间。

　　在张淳到任之前，永康换知县的速度，比国足换教练还要快。你能想象，在官本位思想如此严重的大明，一个县居然一连七任知县被“奸黠”的“吏民”告倒?

　　可以想象，发生如此离奇事件之后，被安排到永康知县这个岗位上的官员，要不是被上级放弃让他去自生自灭，那就是得到领导器重的有能力平事的“天降猛男”。张淳无疑是后者。

　　张淳到任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理历史遗留问题——处理掉累积的数千起的诉讼。

　　首先，他对诉讼流程进行制度上的建设。有人来打官司，他当时就会给出明确的审判时间，要求原告被告按时到堂。这看起来简单，却对官员自身素养要求甚高，毕竟，知县不是单纯的司法官员，政治、经济、军事……要管的事情还挺多的。

　　其次，他的判决特别快。每次堂审，他都快速分析案情并当场给出明确判决，毫不拖延。当地百姓再不用像以前一样一个案子动不动拖个好几年，开个堂动不动就是好几天。这看起来简单，却对官员自身能力要求甚高，毕竟，为群众办事，单单办得快不是本事，办得快还要办到群众心坎里，那才是本事。

　　如此这般，张淳得到了告倒七个知县的永康群众的广泛好评，并收获雅号：“张一包”。有人认为此号是在夸他断案快、决事明，即“吃一包饭的时间便能办完案子”，也有人认为是夸“张大人是一个包公再世”，总归都是夸。

　　正所谓能者多劳，上级领导在看到张淳的本事之后，自然要将更难的任务交给他。这个任务就是，缉捕卢十八。要知道，在接到这个任务时，卢十八已经被通缉十多年了——这，就是传说中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张淳接到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时，公开讲：“这事干不了!”然而，他私下又对领导讲：“给我三个月!”

　　原来，他已经有了破案思路：在对过往缉捕卢十八的情况进行系统分析后得出一条线索：卢十八之所以一直抓不到，主要原因在于县衙里面有“内鬼”。根据这一线索，他秘密逐一排查，最终锁定了嫌疑人——一个老婆与卢十八私通、并收了卢十八不少好处的小吏。

　　在放出消极态度麻痹对手之后，张淳安排人诬告这个戴着绿帽子吃软饭的家伙欠钱不还。将其抓到牢里后，他对小吏进行了一对一威吓：“你这点破事我都知道了，通盗可是死罪!但是，好好配合老爷的工作呢，也不是不能活。”这话一出，本就贪生怕死的小吏怎么会不磕头如捣蒜地表忠心?

　　接下来，一切都按照张淳的计划实施。小吏以要外出找钱还债为由，将妻子换入狱中为质，出狱后，第一时间找到卢十八拿钱来救妻子。说起来，那卢十八对小吏妻子也是真爱，一听这事不仅给钱，还亲自来狱中探望。

　　卢十八到底是敢抢官府的大盗，敢到狱中探望真爱，不仅是因为张淳的麻痹、小吏的蛊惑，也是仗着自己的武艺了得。张淳自然也知道，要是硬拼少不了死伤。于是，张淳又安排小吏准备了许多酒菜，让卢十八与小吏妻子在狱中喝几盅。卢十八深信小吏夫妻已经打通关节，不疑有他，便与情人一起喝了个痛快。这逍遥法外十多年的大盗，迷迷糊糊地就在牢里被抓了，解送入狱这一步都省了。不得不说，爱情令人盲目啊……此时，距离张淳接受缉捕卢十八的任务，仅仅两个月。

　　张淳在永康的政绩得了个“治行第一”，获得升迁。就在即将升职离开时，还抓了一个贼。当时他对手下捕快说：“某盗已来，去此数里，可为我缚来。”手下根据他的话追寻，发现盗贼正在河里洗脚，遂拘捕到官府。永康百姓对这件事感到惊奇，认为张淳有仙术，能够通神。对此，张淳十分唯物主义地回应道：“此盗捕之急则遁，今闻吾去乃归耳，以理卜，何神之有?”相当耿直。

　　张淳不仅是业务能力突出的“神探”，还是一位特别关心百姓疾苦的好官。

　　当时的永康并不富裕，部分穷苦百姓有“生女不举”的恶俗，即生了女儿不养育，直接溺死或扔掉。为了消灭这种恶俗，张淳做了大量工作：一方面以官员的身份对可能“生女不举”的家庭认真耐心地进行规劝;一方面，对特别贫困的家庭，他还会捐出自己的俸禄用于养育女婴。因他而活命的女婴，数不胜数。

　　话说张淳“临行捕盗”后，乘车离开永康的路上，遇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老人说：“今年七十多了，哥哥年已九十，家中高堂老母尚在，一百一十多岁了。老母敬爱大人，想见一面。”张淳一听，当即轻骑快马，赶去老人家。那老妇人颤巍巍拿出一绺丝线，说：“老妇我活了一百多岁，没见过您这样的好官。这是老妇亲手缫的丝线，您拿它缝件衣裳，给您添寿。”一时传为佳话。

　　对百姓体贴入微的张淳，对权贵的态度却通常没有那么好。由于不愿意攀附张居正，他一度辞官回家达八年之久。

　　从张淳、张秉文、张秉彝的故事不难看出，张英家族的兴起不是偶然的，六尺巷典故出现在张英身上也不是偶然的——与张氏家族长期以来形成的良好家教家风的熏陶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