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恨水有两顶“桂冠”。一顶是“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给张恨水这顶“桂冠”的原因大抵有五：一、他在《总答谢——并自我检讨》中说到他曾受民国初鸳鸯蝴蝶派的影响；二、他的作品涉及许多才子佳人、男女情爱、风花雪月的言情题材；三、来自新文化阵营的批评。瞿秋白在1931年6月发表的《学阀万岁》一文中写道：“第二个城池里面，只有不懂得欧化文和上古文的‘旧人’，所以他们文坛上称王称霸的，是张恨水、严独鹤、天笑、西神等等，什么黑幕，侠义，艳情，宫闱，侦探……” 1932年，钱杏邨（阿英）在《上海事变与鸳鸯蝴蝶派文艺》一文中，更直指张恨水是“封建余孽的鸳鸯蝴蝶派作家”的代表，是“一般为封建余孽以及部分的小市民层所欢迎的作家”中的“骄子”；四、学者偏好，魏绍昌在《我看鸳鸯蝴蝶派》（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一书中将张恨水与徐枕亚、李默秋、包天笑、周瘦鹃列入鸳鸯蝴蝶派“五虎将”，张名列第五；五、大众认知，不论是普通民众还是某些名人，一说到张恨水，都会脱口而出“张恨水是鸳鸯蝴蝶派作家”。

　　其实，“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这顶“桂冠”，张恨水本人是不会接受的，他的生前好友张友鸾也是不会答应的。这种观点我在《张恨水的辩诬之路》（《安庆晚报》2023年10月13日）一文中曾表达过。

　　另一顶是“通俗文学大师”。给张恨水戴上这顶“桂冠”的原因可能有四：一、张恨水选择用章回体小说创作，主要继承传统小说的写作手法，被视为“闲书”；二、主张为普通民众写作。张恨水曾在《总答谢》一文这样写道：“新派小说，虽一切前进，而文法上的组织，非习惯读中国书，说中国话的普通民众所能接受……我们没有理由遗弃这一班人……我愿为这班人工作。”“写章回小说，向通俗的路上走”；三、他的小说创作数量大而且非常畅销，拥有大批读者，虽在一些作品中展现了对人性和社会的深刻探讨，但主流文学界一直将他归为通俗小说作家，认为其作品缺乏文学性，甚至说他为了生计而粗制滥造；四、20世纪八九十年代通俗文学的勃兴需要旗帜引领，张恨水就成了“通俗文学的一面旗帜”。

　　尽管张恨水没有说过他不是“通俗文学大师”，但事实上，说他是“通俗文学大师”同说他是“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一样，不是抬高他的文学史地位，而是大大降低其地位，因为这顶“桂冠”沿袭了五四新文化阵营的观点，将张恨水直接排除在现代著名作家之外，无法与“鲁郭茅、巴老曹”齐名。

　　张恨水不仅是章回小说大家，共写了120部长、中篇小说，凡2000万言，其中《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八十一梦》《巴山夜雨》等10部被称为经典，他还是散文大家和诗词大家，代表作有《最后关头》《上下古今谈》《山窗小品》《湖山怀旧录》《水浒人物论赞》和《剪愁集》等，这上千万字的散文和诗词也能归属通俗文学？

　　张恨水在现代文学史上地位不高，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从历史上看，20世纪二十年代前后的中国文坛，正发生着剧烈的变革，以胡适、鲁迅等为代表的新文学倡导者的思想刚刚传播不久，他们的姿态是激进的，力量却是微弱的，无法接受与庞大的旧文学体系共处的事实，而是主动地寻找批判的靶子，“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所代表的通俗小说由此成为他们批评的重要对象，被斥为是“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是新文学前行道上的绊脚石、拦路虎。从现代文学史上看，像张恨水这样脱胎于传统文学，专注于温和革新与改良的作家，实在无处安放，只能入另册，列入通俗一类。从学术惯性上看，“文学史写作，似乎比一般民众阅读更多些清规戒律，偏偏在俗众热闹的地方表示沉默和寂寞，以此证明自己高雅的学术品位。”（杨义《张恨水：热闹中的寂寞》）所以，解玺璋毫不讳言，说他写《张恨水传》，是饱含为这位作家“打抱不平”的意思在里边。在书中的“绪论”部分，他用了一连串“被”字来描述张恨水，说他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歪曲、被误解、被轻视、被冷落、被忽略、被埋没最严重、最长久的作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