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画面耐人寻味：国徽之下，茯苓之上，两种象征在此刻达成奇妙和解。政府大院褪下“官衙”的肃穆外壳，成为群众家门口的“晾晒场”，改变的不仅是一块水泥地的用途，更是基层治理最微妙的命题——公共空间到底为谁而存在?

　　晾晒茯苓看似小事，却折射出山区农业的深层困境：和平乡掌握着全国茯苓市场的半壁江山，却无一块足堪使用的平地供农户翻晒药材。当权力的“前台”与600户农民的生计需求狭路相逢时，空间属性的排序问题便无法回避。和平乡的选择是让权力暂时退居其次，让民生站上前排。

　　这种“退”并非权力萎缩，恰是治理的成熟。四年来，持续开放打破了“官民有别”的空间壁垒。开门晒茯苓，晒掉的是“门难进、脸难看”的官本位惯性。当农民能自由进出政府核心区域，将乡土生产置于国徽之下，一种全新的权力美学正在构建——它不再依赖物理区隔彰显权威，而是通过服务温度重塑认同。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一做法已从自发行为演变为系统性安排。从1处大院到9处晾晒场，和平乡实现了“空间让渡”的制度化。划分晾晒区域、保障正常通行，这些细节透露基层管理者的精细化思维——开放不等于无序，服务不等于停摆。

　　乡村振兴的宏大叙事，最终要落脚在具体而微的民生切口。茯苓产业不靠高楼大厦，而靠每个农户及时晒干手中的药材。和平乡的实践提醒我们：产业振兴主体是农民，政策效用的标尺应是农民的获得感。那些看似“不体面”的农事，恰恰是乡村经济的毛细血管。这块空地若能帮农民省却奔波之苦，就比展示权力更尊贵。

　　当然，晾晒场也抛出一个思考题：为何公共空间的民生功能，往往要靠“让渡”才能实现?理想状态下，规划之初就应预留足够空间。和平乡的“后天补救”值得点赞，但更优解是前置性设计。当地方政府意识到门前空地不只是权力门面，更是民用资源，那种将政绩展示置于民生之上的理念才会真正松动。

　　阳光下，茯苓的洁白与国徽的金色同样耀眼。这个画面最动人之处，在于它消解了权力与民生之间的视觉对立，让二者在同一空间平面上各安其位。政府大院最动人的时刻，正是它不再只是政府的大院，而成为人民能自由晾晒生计与希望的地方。这场静悄悄的空间革命，体量微小，却足以温暖寒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