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该区域的产业发展水平和区域一体化进程，对全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具有示范和引领作用。在此区域率先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贯彻落实国家重大战略部署的内在要求，也是引领我国经济迈向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为安全发展的战略引擎。研究长三角产业协同集聚如何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梳理其面临的现实挑战，并提出可行的政策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产业协同集聚支撑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机制分析

　　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三性”统一：完整性、先进性与安全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设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重要论述，科学指明了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内涵与基本特征，为新时代产业体系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现代化产业体系并非产业门类的简单堆砌，而是一个追求“三性”统一的有机生态系统。完整性是产业体系稳定运行的基础。就长三角而言，完整性并非追求区域内“大而全”的自给自足，而是聚焦于形成上下游紧密衔接、大中小企业高效融通、生产与服务环环相扣的区域性产业生态网络。先进性是产业体系的核心竞争力所在。其体现为技术水平高、附加值高、处于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位置、具有国际竞争力。长三角在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国家创新型产业集群中占比全国领先，正是其持续追求产业先进性的成果体现。这种先进性具体表现在技术创新引领、绿色低碳转型、数字化智能化融合等多个维度。安全性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底线要求。长三角作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体系的区域，其产业链的韧性与安全水平直接关系国家经济安全。必须依托自身创新资源与人才优势，聚焦基础材料、核心零部件、关键工艺等薄弱环节，组织力量实现突破，提升自主可控能力。

　　产业协同集聚赋能“三性”目标的三重维度。产业协同集聚，主要指具有紧密前后向关联的异质性产业(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在特定地理空间内形成的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共生网络。它是实现“三性”统一的关键实践路径。

　　第一，通过强化网络化协作与联合攻关，提升产业链的韧性与安全水平。面对高端芯片、工业软件、航空发动机等关键核心技术的对外依赖问题，单一企业或城市是难以独立解决的。长三角的产业协同集聚为组织跨区域、跨机构的联合攻关提供了路径。通过设立专项基金、实施“揭榜挂帅”等机制，可以整合区域内科研力量、龙头企业和创新平台，围绕产业链中的“断点”和“堵点”进行集中攻关。例如，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已建立联合攻关机制，围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布重点攻关任务榜，吸引了全国超过380家单位揭榜。同时，长三角内成熟的产业集群为国产化新技术的验证和迭代提供了“试验场”，集群内的龙头企业可以率先试用国产化的设备、材料和软件，加速国产化替代的进程，从而夯实产业安全的基础。

　　第二，为知识溢出与跨界融合创造“场域”，驱动产业体系向高端跃升。产业协同集聚将大量的企业、研发机构、高校和高技能人才汇聚于相对集中的空间，极大地增加了正式与非正式的交流互动频率，由此产生“知识溢出”效应加速了新思想、新技术、新模式在长三角的扩散和应用，推动了整个区域产业的技术进步。长三角还构建包括G60在内的跨区域协同创新网络，这种网络化的协同创新模式通过区域合力推动整个产业体系的创新能级不断提升，产业体系不断向高端化跃升。

　　第三，通过优化产业组织与生态，推动产业体系的完整性动态演进。高度的产业协同集聚可以产生显著的“垂直整合”和“水平耦合”效应，从而密实产业网络。“垂直整合”效应使得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联系更加紧密，更高比例的零部件和原材料可以在区域内部协作解决。“水平耦合”效应促进了不同产业领域间的交叉融合，不断催生出如“制造+服务”“硬件+软件”“产品+平台”等新业态。同时，区域内涌现的“链主”企业，通过其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将成千上万的中小配套企业纳入其供应链网络，进一步巩固了产业生态的稳定性和完整性。

　　长三角产业协同集聚的现实挑战与深层瓶颈

　　尽管长三角产业协同集聚成效显著，但在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过程中仍存在一系列深层次挑战和矛盾。

　　首先，生产性服务业能级存在结构性短板，关键领域对外依赖度较高。生产性服务业是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的“智慧大脑”，其发展水平直接决定协同集聚的深度。当前，长三角在研发设计、工业软件、高端检测认证等核心环节仍面临结构性短板。以工业软件为例，作为智能制造的大脑，其国产化率，特别是用于高端研发设计的CAD、CAE等工具软件，市场仍被国际巨头主导。生产性服务环节的短板直接影响了产业协同的整体效能。

　　其次，产业协同的“深度”与“精度”有待加强，价值共创机制尚未完全形成。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需求是多元、专业的，但当前部分生产性服务供给存在“泛化”和“同质化”倾向，未能深度嵌入具体的工艺流程与研发环节。服务方与制造方之间尚未完全形成知识共享、价值共创的深度融合状态，协同的精准赋能能力有待加强。

　　再次，产业协同集聚在区域内部发展不均衡，可能影响一体化进程的协同效能。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人才、资本、技术等高端要素天然倾向于向上海、杭州等核心城市集聚。这种“虹吸效应”在提升核心区域能级的同时，也可能导致欠发达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时，更多地承接生产制造环节，而高附加值的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环节集中于核心城市，区域内部价值链分工固化，影响全域均衡、梯次互补格局的形成。

　　推动产业协同集聚向纵深演进的实践路径

　　立足新发展阶段，面向未来，长三角地区需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推动产业协同集聚从“物理聚合”向“化学融合”深度演进。

　　做强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夯实协同创新的“智慧底座”。必须着力扭转“重硬轻软”观念，在要素配置、政策支持上给予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同等待遇。一方面，鼓励制造业头部企业通过业务剥离，推动研发设计、检验检测等生产性服务部门专业化、市场化运营，培育“专精特新”服务商。另一方面，积极培育和引进具有市场控制力和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生产性服务业“链主”企业或平台，形成“服务驱动制造、制造赋能服务”的良性共生模式。同时，应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重点产业集群，布局建设共享实验室、中试基地、工业数据中心等新型功能平台。

　　创新协同机制与模式，推动产业深度融合与精准赋能。应总结推广区域内产业协同集聚的成功案例经验。在智能网联汽车、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重点领域，遴选并支持一批深度融合试点企业、园区或创新联合体，给予精准的政策扶持和资源倾斜。鼓励制造业企业向“产品+服务+解决方案”的综合提供商转型，支持生产性服务业通过定制服务、流程再造等方式深度嵌入制造业价值链。政府层面需制定更精细化的行业融合指引，明确具体路径和支持措施。

　　构建精准化、差异化的区域政策体系，促进全域协调共生。需通过科学的政策设计，引导形成功能互补、错位发展的区域产业新格局。对上海等核心城市，政策应聚焦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和高端服务辐射功能;对苏浙皖的制造业腹地，应侧重于承接创新成果转化、提升产业链配套能级与完整性;对生态功能区、农产品主产区，则积极探索“生态+”“农业+”等特色融合产业路径。通过跨区域的财税分享、统计核算、要素保障等机制创新，破解行政壁垒，引导产业合理布局。

　　【作者系中共安庆市委党校马列教研室副主任;本文系2025年安徽省委党校(行政学院)系统重点课题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