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道德文章

　　魏振强

　　六尺巷近期声名鹊起，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在这条小巷里流连、感慨。百米长的小巷，举步即可穿越，但一个人要走多久，才会抵达“礼让谦和”的境界？

　　身居高位的张英，没有盛气凌人，而是以一句“让他三尺又何妨”的规劝，点醒家人，感动邻居，从而成就永恒的“六尺巷”。这样的胸襟才配得上显赫地位。但世间总有德不配位者，手握重权甚至寸权时，就会荒唐走板，滥用公器，为非作歹，实在是令人齿寒、胆寒。

　　张英的胸襟，体现的不仅是道德，更是智慧，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密不可分。而在他的家乡，最为世人称道的乃是桐城派。桐城派对中国文章产生久远影响，也对中华文化贡献巨大。文化说到底是滋养人心、温暖人世、提振民族精神。对一个人而言，如何写好道德文章，乃是一生的课题。

　　汪茂荣，文史学者，有著作十余种。

　　桐城文派与桐城诗派

　　桐城派，实为桐城文派和桐城诗派的合称。

　　天下高文归一县

　　桐城文派是清代最大的一个散文流派。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作家之多，为中国文学史所仅见，以至时人由衷地赞叹道：“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

　　桐城文派创立于清代，并不是偶然的。它既有历史上的、现实上的原因，也有地理上的、职业上的原因。在这一创立过程中，有四个人物最为重要。其中，戴名世是奠基者，他提出的很多文学理论对方苞都有影响；方苞是创立者，他以系统的“义法”理论和创作实绩正式开创了桐城派；而刘大櫆既是方苞的学生，又是姚鼐的老师，这样在桐城派的创立过程中，他就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姚鼐则是桐城文派的集大成者，经过他的努力，桐城派从文论到创作都已高度成熟。鉴于此，有人将他们称之为桐城文派的“四祖”，还是有相当的道理的。

　　桐城文派最主要的理论就是方苞所提出的“义法”说，该派大量的后续理论皆是在这一理论基础上孳生发展，而形成为一整套完整的体系的。所谓“义”，就是为文要求内容充实，使文之思想不背于理；所谓“法”，即是行文要有条理、技巧，使文之形式不背于度。为了将“义法”在作文中落到实处，桐城文派作家摸索、总结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学文、作文方法，这就是“桐城家法”。主要有：精选古文教材，如《古文辞类纂》；重视评点之学；重视文章的诵读；重视由摹仿而入；重视语言的雅洁；等等。通过这套“家法”，力求使学文者“有所法而后能”，并进而上升为“有所变而后大”。由于有如此正确简便的途径可循，故从者如云，好评如潮，从而给桐城文派造成了巨大的声势。

　　与其它各派相比，桐城文派作家所写散文具有一些很明显的特色。他们长于写“小文章”，尤为注意语言的清真雅洁，在方苞等人的努力下，将传统文言中的诘屈聱牙的纯地域性、纯时代性的杂质清理殆尽，故文从字顺，具有一种历时性、普适性。同时在行文中强调合理取材，妙用结构，讲究穿插跌宕，以造成层次的丰富与内容的充实，来彰显文章的神韵。

　　桐城文派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主要表现在：一是在它的推动下，先后产生了阳湖、湘乡两个散文支派。二是对散文语言的清理纯化，为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这一点，章太炎看得最清楚，曾说：“桐城派是高等白话文。”可谓确评，最能道出桐城派散文与白话文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

　　论诗转贵桐城派

　　桐城有文派，亦有诗派。桐城诗派产生的时间，大约是在清代中期以后。

　　在桐城诗派的创立过程中，有三个人物最为重要。一是姚范。姚范是桐城诗派的开山鼻祖，桐城诗派的诸多“家法”都是由他发端的。二是姚鼐。姚鼐是桐城诗派的集大成者。他继承了姚范的诗学理论，并进一步加以完善。同时他还独具只眼，为诗派确立了一整套的学诗方法论。兼之年逾不惑，即解组传道授业，培养了众多人才，造成了巨大的声势，成为桐城诗派实至名归的广大教化主。三是方东树。方东树撰写了一部诗学名著《昭昧詹言》，对桐城诗法作了全面的普及工作。金针度世，沾溉极广，由此而成为扩大桐城诗派影响的一大功臣。

　　桐城诗派自创立以后，即逐渐形成并完善了自己一整套的理论体系。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熔铸唐宋，由摹拟以成真诣”。这条主要是针对其时诗坛的现状而提出来的。自明代至清初，主流的诗风都以学唐为主，由此造成肤廓空洞、了无生气的伪体的流行。鉴于此，桐城诗派主张熔铸唐宋，通过唐宋互补，将宋诗的筋骨思理同唐诗的丰神情韵结合在一起，由“有所法而后能”，进一步上升为“有所变而后大”，以成就桐城一家之诗。二是主张“以古文义法通之于诗”，拓展以文为诗的风气。这条主要是针对其本身的特点而提出来的。因为桐城诗家亦多是古文家，他们论文皆重“义法”，以古文义法通之于诗，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何谓以古文义法通之于诗呢?即作诗时要合理取材，妙用结构，以古文之穿插跌宕用于诗中，以造成层次的丰富与内容的充实。

　　桐城诗派自开派以后，即开疆拓土，形成了一波澜壮阔的创作历程。并对近代诗坛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表现是孕育了宋诗派的诞生。可以说，没有桐城诗派的导引，也就没有宋诗派尤其是“同光体”的产生。

　　李国春，1958年生，桐城人。桐城地方文化研究者。

　　戴名世“南山集案”

　　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著名古文家桐城戴名世以大逆罪被戮于京师，举世震悼。戴名世（1653-1713），字田有，一字褐夫，号南山，又号忧庵，被祸之后，时人将他姓名隐去，称宋潜虚先生。康熙四十八年，中进士一甲二名（榜眼），授翰林院编修。戴名世是文学家，以古文创作著称于时，提出为文要“道法辞兼备，精气神合一”，为桐城派先驱。其著作主要有《南山集》，正是这部文集中的一些文字，招致他获罪殒命，后人称这次文字狱为“南山集案”。

　　南山集案发生在康熙五十一年。事情的经过是，戴名世授为翰林院编修后，左都御史赵申乔参劾他“妄窃文名，恃才放荡。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斥责戴名世既然已蒙恩入翰林，仍不追悔以前的过错，将文集书板销毁。像这种狂徒怎能容许他位列高位？应严加惩处，以戒同类。皇帝见疏大为震怒，下旨严察。后经议处，交刑部审讯。康熙五十二年二月，皇帝批旨“从宽典定”，戴名世从宽免凌迟，立即处斩。

　　南山集案是因戴名世《南山集》语多狂悖而发。文集中哪些文字是“狂悖”之语呢？法国汉学家戴廷杰先生在他所著《戴名世年谱》中列举了《南山集》六篇文章，分别是《与余生书》《赠许亦士序》《送释钟山序》《送刘继庄还洞庭序》《赠刘言洁序》《朱翁诗序》。戴名世在高中榜眼之前，《南山集》早已刊布，这六篇文章多为作者在命运坎坷、屡困场屋的情形下，泄心中郁结，发愤世之辞。尤其是《与余生书》一文同情偏安一隅的南明小朝廷，提及南明年号，是六篇文章中最为“悖逆”的文字。《与余生书》鲜明地表达了戴氏的史学观，即鼎革之变，前朝所延续的偏安政权，不容忽略；对明王朝迅忽灭亡予以同情。特别是肯定同乡方孝标所写的《滇黔纪闻》关于南明小朝廷史料的真实性，这些都是清廷所不能容忍的。因此南山集案发生后，桐城方孝标及其家人也受到了牵连。

　　戴名世身为读书人，为何不一心做好制举之文，而要愤世疾俗，与时抗争呢？分析他在取得功名之前的思想轨迹，主要有三点：一是遗民情结。戴名世出生于清初，当时一批遗民思想家都心怀国破家亡之痛，眷怀前明，不事新朝，有的还参加了抗清复明的斗争。戴名世的祖、父辈都经历了流离之苦，使他从小就生发了遗民情结。他在《忧庵记》一文中说自己“生也与忧俱，凡数十年于今矣，吾故以忧名吾庵，志其实也”，其实这种“忧”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高洁情操，忧患意识在他的文集中比比皆是。二是独立精神。戴名世为学尊崇先秦诸子，尤喜左、国、史、汉、韩、柳、欧、苏之文，而遗民之痛、家世败落又培植了他睥睨世相、孤介刚直的性格。尤其是乡先辈如左光斗、方以智、潘江等人的气节，对他特立的性格形成有很大的影响。三是启蒙意识。戴名世生活的时代，政治上刚刚刚经历了天崩地裂、改朝換代，思想上清初一批思想家如王夫之、方以智等在反清排满斗争无望后，纷纷隐逸山林，摒除空疏学风，提倡经世之用之学。在此思想潮流强烈冲击下，戴名世清醒地看到清王朝在政治制度、伦理纲常、文化政策、选才标准等方面的种种弊端。因而以一个平民知识分子的觉悟，独立思考，写了大量的“有悖时宜”的文章，体现了一位古文家早期的启蒙思想。具体体现在他竭力批判科举制度；反对空疏学风，讲求笃修，为学提倡经世之用；反对封建旧道徳，同情贞妇烈女命运等方面。

　　南山集案发生距今已三百余年。作为一代文宗，戴名世《南山集》及其诸多诗文，为后人留下一份文学遗产；作为一位思想者，他的独立人格与坚持真理的气节，更给后来者留下了一座精神丰碑。

　　任雪山，安徽泗县人，南京大学文学博士，合肥大学文传学院副教授，“桐城派研究”微信公众号主编。著有《方苞年谱》《归雅：方苞与清代文坛》《桐城派文论的现代回响》等。

　　“六边形文坛宗师”方苞

　　提起方苞，都知道他是散文家，桐城派宗师，这固然不错，但又不尽然。审视其八十余载人生，呈现六大面向，是典型的“六边形宗师”。

　　古文宗师。古文的源头，可追溯到《左传》《史记》，唐宋时期获得大发展。南宋以降，时文影响上升，至明代达到鼎盛。进入清代，非但时文影响不减，骈文也有铺展之势，同时小说崛起，古文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古文辨体愈益迫切，“方氏起而廓清之，自是以后，异喙已息”（章太炎语），古文边界由此明晰，并有了自己独特的含义，这是方苞的重要贡献。韩菼评价：“散体文至灵皋，四书文至其兄百川，亦确然可信。”方苞所开创的古文义法，被桐城派及后世文家奉为圭臬，对于古文发展功不可没。

　　时文宗师。明清是中国科举的高峰时代，方苞与兄方舟，堪称清代科举时文“双璧”。《大清一统志》称方氏兄弟：“俱湛深经术，负文章重名，艺林称二方先生。”梁章钜称赞：“方灵皋则有根柢，又有词华，读之可以开拓心胸，增长笔力。”方苞一生创作时文百余篇，编选《钦定四书文》，制定官方衡文标准，成为唯一入选《四库全书》的官方时文选本。同时，他提出以古文提升时文，并倡导“清真古雅”的古文之风。此外，方苞的伟大在于，他不以时文为傲，还痛斥时文之弊，年青时作时文实为生计所迫尔。

　　修书总裁。方苞在朝廷三十年，官阶虽有变化，但修书工作伴随始终。他长期担任康、雍、乾三朝武英殿和各大修书馆总裁，所修之书包括《御制历象考成》《御定音韵阐微》《御定骈字类编》《御定子史精华》《御制日讲春秋解义》《御制日讲礼记解义》《大清一统志》《十三经》《廿一史》《钦定三礼义疏》等，并编选《钦定四书文》《古文约选》等。方苞所修之书，不少直接收入《四库全书》。另外，他还开创了官刻经史附校勘记与句读的先例，以及从《永乐大典》辑佚的先河，为清代殿本书真正的奠基人。

　　作为翰林院教习。翰林院是古代最高文化部门，集中了当时知识界精英。他们的职责所在，不管是经筵日讲、进士朝考，还是扈从出巡、殿试考官、教习庶吉士，无不彰显显赫的社会地位及尊贵的权威。方苞长期就职于翰林院，两入南书房，两次教授庶吉士，同时参与乡试会试阅卷。除了日常工作以外，方苞还积极推动翰林院教学改革，不少进士跟从方苞学习，在方苞弟子中，进士占半数以上，这无疑与其翰林院教习的身份分不开。

　　作为庙堂理学家。在治学之外，方苞积极进言献策，关心百姓疾苦。从方苞传世的奏议来看，涉及五大领域：一是经济类，如《请定征收地丁银两之期札子》《请禁烧酒种烟札子》等。二是农业水利类，如《请备荒政并兼修地治札子》《论山西灾荒札子》等。三是仪礼类，如《请正孔氏家庙祀典札子》《请以汤斌从祀文庙札子》等。四是行政人事类，如《论九卿会议事宜札子》《请矫除积习兴起人才札子》等。五是文化教育类，如《请定庶吉士馆课及散馆则例札子》《论考试翰林札子》等。这些奏议不少被批复实施，影响千家万户。

　　作为经史学者。方苞一生著述丰赡，有《抗希堂十六种》，其中《周官集注》《周官析疑》《仪礼析疑》《礼记析疑》《春秋通论》《春秋比事目录》《望溪集》被收入《四库全书总目》。全祖望评曰：“大江以南，近日老成日谢，经术文章之望，公与临川实尸之，虽高卧江乡，犹为天下之望。”曾国藩曰：“望溪先生古文辞，为国家二百余年之冠，学者久无异辞。即其经术之湛深，八股文之雄厚，亦不愧为一代大儒。”内藤湖南曰：“在有关《史记》的评论中，最为精彩者是方苞。”《清史稿》曰：“苞为学宗程朱，尤究心《春秋》《三礼》，笃于伦纪。既家居，建宗祠，定祭礼，设义田。其为文，自唐宋诸大家上通太史公书，务以扶道教、裨风化为任。尤严于义法，为古文正宗，号‘桐城派’。”

　　这就是方苞，最负天下大名，亦多谤议。自曾祖辈即移居南京，不没桐城籍。被南山集案牵连下狱，又以文名天下而获释。观其一生志行，比之汤斌、陆陇其诸公，当无愧色。较以韩愈、欧阳修之文，亦有胜处。

　　汪传荣，桐城市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多年致力于桐城历史文化的学习与挖掘。

　　姚莹的爱国情怀

　　“君子之心当为国家宣力分忧，保疆土而安黎庶，不在一身之荣辱也。”（姚莹《再与方植之书》）在致友人书中，姚莹表达了拳拳爱国之心，殷殷报国之志，无论是治理地方，抗击外敌，还是著文醒世，皆终身践行。

　　姚莹（1785-1852），字石甫，号明叔，晚号展和、幸翁，清代桐城人。为桐城派重要作家，抗英名臣，亦是晚清经世派代表人物之一。

　　抗英保台 五战五捷

　　道光十八年（1838），姚莹出任台湾兵备道，加按察使衔，官秩正三品，成为当时台湾最高行政长官。

　　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爆发。面对来势汹汹的英国侵略者，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不堪一击，大陆沿海要地纷纷沦陷，这时孤悬海外的宝岛台湾便成为英军觊觎良久的重要目标。姚莹对此早有思想准备，他给友人梅曾亮的书信中说：“畏葸者固非，而轻敌者亦未为是。”“莹职在守土，惟知守土而已，不敢他及也。”（姚莹《复梅伯言书》）此后三年间，姚莹率领台湾军民积极备战，在鹿耳门港等海域阻击来犯英军，五战五捷。在没有一兵一卒外援的情况下，孤岛台湾独树一帜，未丢失一寸土地。

　　其中比较重要的战斗有三：其一，一战鹿耳门。道光二十年六月十六日，英军首次侵犯台湾，一艘双桅船行至鹿耳门外海面。姚莹与台湾总兵达洪阿立即下令封港口，派水师船阻截，驱离敌船。之后双方相互炮击，最终夷船败逃。这是台湾军民抗击英军的首次胜利。其二，激战基隆港。次年八月，英船“纳尔布达”（Nerbudda）号入侵基隆港，炮轰二沙湾炮台。姚莹等率领港口守军奋勇还击，击退敌船，歼敌32人，生俘133人，缴获大炮10门，并获英文图书等诸多战利品。其三，智战大安港。道光二十二年正月，英船阿纳（Ann）号入侵淡水、新化交界的大安港。姚莹、达洪阿部署兵勇埋伏于港口，设计诱使敌船进入港口，搁浅于浅水区。在岸上军民猛烈炮火下，敌船破损，夷人被杀、淹毙者无算，生擒54人，缴炮10门等大量战利品。

　　基层治理 精准施策

　　　“为政在乎得民，而得民者，必与民同好恶。”（姚莹《答李信斋论台湾治事书》）姚莹于嘉庆十三年（1808）中进士后，进入两广总督百龄等人幕府，嘉庆二十一年始任福建平和县令，至咸丰二年（1852）卒于湖南按察史任上，四十余年间遍历粤闽江浙台川等地，以通晓民情为先，以解决民生疾苦为重，通过恩威并用、除弊兴利等一系列综合治理措施，加强了地方管理，缓和了社会矛盾，曾被闽浙总督董教增称为“闽吏第一”（姚莹《董文恪公》）。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嘉庆二十二年，姚莹任福建龙溪县令，针对当地盗贼肆行、械斗仇杀殆无虚日现状，实施“恤族守社”之法，由各族公出费用，组织本族中赤贫无业青壮年，训练成护族守庄的壮丁，社会治安迅速好转。

　　后来，任台湾道期间，姚莹实行“联庄养良”之策，将各族无业游民组织训练成团勇，既稳定了地方，又为后来抗英保台储备了军事力量。

　　开眼世界 著文醒世

　　姚莹是姚鼐（桐城派“三祖”之一）的侄孙和受业者，与方东树、管同、梅曾亮并称“姚门四杰”。同时，姚莹与陶澍、林则徐、魏源等同为晚清经世派的重要代表人物。

　　面对晚清社会危机，姚莹等一批爱国有识之士认识到传统学术与治理思想之不足，积极倡导开眼看世界的新观念，谋求救国图强良方。姚莹一边以敏锐洞察力，关注民生疾苦，重视边海安全，同时，潜心研读《西域闻见录》等记述西方的书籍，融汇时人放眼世界的各种思想观念与全新知识，形成了整体的世界史观，这为其研究边疆史地，撰写重要著作《东槎纪略》《康輶纪行》等打下了坚实基础。

　　道光九年，姚莹完成撰写《东槎纪略》，内容涵盖台湾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山川道里、风俗民情等，为后人治理台湾留下了极具价值的第一手资料。清代诗人吴德旋作序云：“后之从事台湾者，必取其言以为鉴。”

　　“台湾之狱”以后，姚莹被贬四川，两度奉使西藏乍雅（今察雅），写就了体现其爱国经世思想的又一力作——《康輶纪行》。书中既有康藏地区山川形势、边疆沿革、风物民情等内容，也有对廓尔喀（尼泊尔）、印度、孟加拉国等国家和地区边地的考察研究，一针见血地指出英国不满足于占领印度等国，一直觊觎中国西藏的图谋。《康輶纪行》与魏源《海国图志》等书籍均开拓了国人眼界，对于近代中国具有思想启蒙意义。

　　　方宁胜，安徽省桐城派研究会秘书处办公室主任，著有《桐城科举》，参与编撰《桐城文派史》等各类著作20余部。

　　桐城派与湘乡派

　　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古文流派，方苞、刘大櫆、姚鼐为“桐城派三祖”。它在当时文坛的深远影响，诚如郭绍虞先生所言：“有清一代的古文，前前后后殆无不与桐城发生关系。在‘桐城派’未立以前的古文家，大都可视为‘桐城派’的前驱；在‘桐城派’方立或既立的时候，一般不入宗派或别立宗派的古文家，又都是‘桐城派’之羽翼与支流。由清代的文学史言，由清代的文学批评言，都不能不以桐城为中心。”由此可见桐城派之兴盛景象。

　　然而，任何事物都有盛极而衰之日，桐城派亦然。当它传至姚鼐弟子之时，门庭盛大之中隐含衰颓危机。及至姚门杰出弟子相继谢世，其势益衰。近代以降，内忧外患日益加剧，形成于康乾盛世的桐城派，内部传衍既久，创造活力减弱。当此之际，亟需有人挺身而出，拯时济世，挽救危局；同时，发挥文学经世的功能，发雄豪排闼之歌，振起桐城文脉。这一双重任务，历史地落到了湖南湘乡人曾国藩身上。

　　与先前的桐城派作家不同，曾国藩并非纯粹的文人，而是集文学与事功于一身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他天性好文，早年立志以治古文为业，不断求索。当他接触到桐城古文后，即细心揣摩，奉为正宗，对姚鼐更是十分敬佩，自言：“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在京师为官时，曾向桐城戴钧衡询古文之法，戴氏授以姚鼐《惜抱轩尺牍》，自此“精研文事”，颇有心得。又向姚门高足梅曾亮请教为文之道，执礼甚恭，而“梅、曾二家宾客相通流。”曾国藩则以其通儒之学，体用赅备，名重一时。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曾国藩组建湘军，与之相抗，并于咸丰三年（1853）开幕取士，招揽天下英才，为其辅佐，其中不乏能文之士。治军之暇，他常与其幕僚论道问学，切磋诗文，在他的身边，聚集了一大批古文名家，其中以武昌张裕钊、桐城吴汝纶、无锡薛福成、遵义黎庶昌最为杰出，号称“曾门四弟子”。此外，郭嵩焘、吴敏树、刘蓉、莫友芝、孙衣言、方宗诚、吴嘉宾等亦以古文著名。一时间，幕府内外，交相呼应，风气鼓动，如异军突起，彬彬称盛。其文章面目，较桐城派前期呈现别样光彩。晚清学者李详著《论桐城派》一文，称“文正（曾国藩）之文，虽从姬传（姚鼐）入手，后益探源扬、马，专宗退之，奇偶错综，而偶多于奇，复字单义，杂厕相间，厚集其气，使声采炳焕，而戛焉有声，此文正自为一派，可名为‘湘乡派’”。

　　所谓“湘乡派”，虽以其领袖人物曾国藩籍贯定名，但主要作家除湖湘人士外，更多来自江西、浙江、湖北、安徽、贵州等省，他们的身份皆为曾氏幕客门人，且服膺桐城古文。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桐城派呈现中兴之势，而曾国藩俨然成为桐城派中兴的主将，其《欧阳生文集序》表明，他确有自开新局、别立门户的雄心。据此，不少学者认为，湘乡文章别异桐城，能够自成一派。然而，从文学自身发展过程看，将湘乡派与桐城派视为一个整体似乎较为恰当，或者说，湘乡派是桐城派在近代的新变与发展，亦可视为桐城派的别支。二者的文论主张与文章风貌同中有异，各具特色。在学术思想上，二者都以宋学为宗，视程朱理学为“正学”；曾国藩赞成姚鼐“义理、考证、辞章”兼长相济说，更重视个人的“器识”与“事业”，故特意加进“经济”一门，作为士人必修学问之一。在文风取向上，曾国藩以为姚鼐文章“惜少雄直之气、驱迈之势”，主张广泛吸取辞赋和骈俪之文的艺术特色，追求大气磅礴的阳刚之美。在行文之道上，他受到桐城派神气说的启发，讲求行气之妙，将行气和音节、字句、段落安排紧密联系起来，强调“因声求气”。可见湘乡派古文理论的基本观点大都从桐城派中来，并没有多少重大的实质性突破。然而，在近代中国的特殊历史环境下，湘乡派作家如郭嵩焘、薛福成、黎庶昌、吴汝纶等，都有驻外或出国考察的经历，他们对西方文明都有较为切实的感受，文章中往往宣扬改良政治、变法图强、发展工商、兴办新学，这是桐城派前期古文中从未有过的；至于文章风格的遒劲恣肆、刚健挺拔，也与方、姚等人大相径庭，代表了道光以后桐城古文的新变。

　　两百多年前，姚鼐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一文中提出：“为文章者，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承守与创变，是桐城派长盛不衰的秘诀，湘乡派之所以能光大古文传统，延续桐城文脉，原因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