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8月，一群知名人士办起来一个筹安会。这个筹安会，表面上是一个“学术团体”，但是明眼人都知道，彼时彼刻一帮名人聚在一起鼓吹“君主立宪”“废民主而立君主”，上面肯定有人。那人，肯定是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

　　安庆市文保单位马其昶墓。 通讯员 储旦 摄

　　众所周知，古人讲究一个出师有名。名怎么才能有呢?作文“讲道理”就是常用手段之一。当然，这“道理”有时候也带点攻击性，这一点，曹操、武曌等人一定深有体会。

　　出师都要有名，更别说称帝了。除了安排名人造势之外，袁世凯也想请人作文讲讲“道理”，着重阐述一下“君主制的优势”，以及“废民主而立君主的必要性”。如此重要的文章，那使用文字的水平，自然得以陈琳、骆宾王那样的高手为标准。思来想去，袁大总统就认准了马其昶。

　　马其昶，字通伯，晚号抱润翁，清咸丰五年(1855年)出生于桐城的一个书香门第。虽说清代的桐城名人，十有八九都出生在书香门第，但是，很少有人能拥有如马其昶一般豪华的老师阵容：他年幼时就从其父马起升学习古文;12岁，从学于吴山;14岁，从学于齐际燃;15岁，从学于姚思赞;17岁时从学于叶逢辛;18岁时从学于杨澄鉴;稍长，受业于方宗诚、吴汝纶，吴汝纶又荐之于张裕钊。

　　马起升曾先后从师于戴均衡、方东树等古文家，吴山、齐际燃、姚思赞、叶逢辛、杨澄鉴都是当地知名的硕学之士，方宗诚、吴汝纶、张裕钊则是声名远播的学术大咖，这老师阵容，堪比郭靖了都!

　　作为桐城派传人的马其昶，无疑是正宗中的正宗，嫡系中的嫡系。尽管在应对科举考试方面，他远不如老师吴汝纶，一直一无所获，没有考取功名，但是他在论学治文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仅成为学术界的知名人士，还在潜川书院、桐城中学堂从事教育事业，培养出许多优秀的人才，没有辜负一众名师的期望。

　　科举考试没有录取他的这件事，逐渐从他的遗憾，变成朝廷的遗憾。为了弥补这个遗憾，宣统二年(1910)年，清廷将已经56岁的马其昶吸收到官僚体系中，让其任学部总务司主事。

　　学部是当时统辖全国教育的中央教育行政机关。总务司是学部所属五司之一，掌学部机要文移，审核图书典籍，职官从大到小有郎中、员外郎、主事、书记官等。

　　当然，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到这个年份，清朝的官已经当不了多久了。1912年，随着清帝逊位，马其昶也辞官回到安庆，安徽高等学堂监督。

　　1914年，因严复介绍，马其昶赴京为法政学校教习，并备员参政院。严复?对，就是翻译《天演论》的那位严复;著名的思想家、翻译家、教育家严复。严复与桐城派关系密切，甚至被以胡适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是桐城派的一员。

　　人无完人，严复虽然以思想先进著称，但是在袁世凯意图复辟时，却没有站在正确的一方。前面提到的那个筹安会，严复就是主要发起人，即所谓“六君子”之一。

　　正是因为严复推荐工作，1915年8月马其昶正好在北京，这才有了袁世凯请马其昶为变更国体作文的事情。

　　起初袁世凯认为马其昶不会拒绝，毕竟，早在1913年，袁世凯别有用心地推动祭天配孔大典时，包括马其昶在内的一众桐城派文人那可是举双手赞成的。

　　然而，马其昶拒绝了。

　　于马其昶而言，支持祭孔与反对复辟，一点都不矛盾。

　　马其昶不仅拒绝为复辟服务，还上书袁世凯，表达反对复辟的态度。他说，民国成立之初，袁世凯曾宣誓决不使帝制复生，国内外称颂，而后如果食言，则“使大总统失大信于天下，以后命令所颁，纵出血诚，人其谁信?以公始，以私终，信义一失，人皆解体，而谓大总统之明而为之乎”。

　　如此措辞，可以说很严厉了。随着与袁世凯的决裂，马其昶在京的第二次工作经历也结束了。

　　1916年，马其昶又进京了。这一次，他是应赵尔巽之聘，任清史馆总纂。他此次进京待的时间比较长，一直到1926年才因病返乡。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和战将，以《新青年》为阵地，向旧文学、旧文化发起勇猛的进攻，而桐城派成为他们重要的靶子。

　　作为靶子的重要一员，马其昶对新文化运动自然不会支持。因此，当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发放《北京市民宣言》被捕入狱后，胡适等人寻求在京安徽同乡协助营救时，想到马其昶的名字时，也想到了“他会不会拒绝?”

　　然而，马其昶没有拒绝。

　　于马其昶而言，反对新文化运动与营救陈独秀，并不冲突。

　　马其昶不仅签名为陈独秀担保，还表示陈独秀“所著言论或不无迂直之处。然其学问人品亦尚为士林所推许”，吾等“与陈君咸系同乡，知之最稔”，恳请准予保释。

　　这件事给胡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时隔六年后的1925年12月，他在给陈独秀的书信中，仍然感叹道：“我记得民国八年你被拘在警察厅的时候，署名营救你的人中有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与姚叔节。我记得那晚在桃李园请客的时候，我心中感觉一种高兴。我觉得这个黑暗社会里还有一线光明：在那反对白话文学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人味儿。”

　　马通伯自然就是马其昶。姚叔节即另一位桐城派作家姚永概。他同样生于名门，其祖父正是大名鼎鼎的姚莹。另外，他还是马其昶的妻弟。

　　不畏强权，不曲意逢迎，不落井下石，不以个人好恶论是非……有“桐城派殿军”之誉的马其昶，即便抛开他在学术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谈，他也是一位值得心向光明者尊敬和学习的人。

　　保护人说文物：

　　1926年，马其昶离开京师，归里养病，1930年，因病离世，享年七十五岁。马其昶墓在位于今桐城市黄甲镇汪河村，坐北朝南，四周群峰环绕，秀木荫翳。墓前垒砌拜台，碑上楷书阴刻：“马通伯先生墓”，字迹清晰，透露着古朴与庄重。

　　“马其昶古文得方苞、姚鼐之真传，不逾乡先贤所传之义法，高洁纯，酝酿而出。马其昶治经重考证和校勘，尤《易》《诗》《书》《孝经》《大学》《中庸》和《庄子》。马其昶著述颇多，主要有《抱润轩文集》《桐城耆旧传》《屈赋微》《三经谊诂》《老子故》《庄子故》《桐城古文集略》。”黄甲镇党委宣传委员张凌鹤介绍。“马其昶墓是重要的文化遗产。它的存在，不仅是对个体生命的纪念，更是桐城派文化传承和发展的见证。”

　　2017年，马其昶墓被公布为安庆市第七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