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本文原载于《攀枝花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

　　〔摘要〕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被应用于传播的诸多领域，为传播学理论的不断发展开辟了一片崭新的广阔天地。当前，黄梅戏的跨文化传播存在诸多的困难和问题。借助编码解码理论，提出了解决的对策与思考：充分理解与挖掘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涵，注重适度的文化移情，借鉴和吸收世界其他民族优秀文化素材，高度重视翻译编码等。

　　〔关键词〕霍尔；编码解码；黄梅戏；跨文化传播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戏曲创造了一幅幅美轮美奂的艺术画卷，塑造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为古老的中华文明增添了不少精彩和绚丽。但是，受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的强势冲击，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充满特色的地方戏曲逐渐走向衰落。这其中，黄梅戏与其他的地方戏曲一样，经历了从萌芽、孕育到成熟，从辉煌到落寞。作为一种综合性的舞台表演形式，中国戏曲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和极为丰富的内涵，如何将这一中华文化的精粹更好地向海外推广，使其成为传播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平台，值得我们思考。[1]本文基于当前全球化语境下，结合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对黄梅戏的跨文化传播进行分析。

　　一、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

　　1973年，霍尔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见图1），运用符号学、结构主义和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发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电视话语的编码和解码》。在文中他分析论证了电视媒体中的意义同消费品一样，同样存在着生产、流通、消费、再生产等环节，而不是单纯地像外表所看到的呈现意义。最后，他建立了符号学的范式，提出了三种解码立场的“编码解码”理论，即“霍尔模式”。

　　再生产

　　分配/消费

　　流通

　　图1马克思的社会生产理论示意图

　　霍尔批判了简单的“发送者—信息—接收者”的线性模式，在此基础上，霍尔提出了三种不同解码方式：主导—霸权式解码、协商式解码、对抗式解码。其中，主导—霸权式解码是指受众完全被动地处于霸权话语的控制下，自己失去独立的立场，毫无保留地接受编码者的话语意义，两者完全达到一致。协商式解码是指解码者既不完全同意也不完全反对编码者的“专业编码”立场，而是有条件地选择接受，双方处于充满矛盾的相互协商的立场。对抗式解码是指受众在明白编码者的意义与主旨，但是，却采取针锋相对的富于批判性和抵制性的立场。霍尔的三种解码方式比较全面地体现了信息传播中受众对意义的解读立场。在解码过程中，接受者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而是按照一定的规则、运用不同的立场对符号进行主动性，甚至是创造性的解码。霍尔把媒介符码与社会学的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其主要贡献在于指出意义并不是由编码者生产出来的，而最后的意义实现取决于于解码者的接收和解读，这在文化研究中具有开创性的意义。编码解码理论被应用于传播的诸多领域，为传播学理论的不断发展开辟了一片崭新的广阔天地。

　　二、黄梅戏的编码解码与跨文化传播

　　当前正处于一个跨文化传播的时代，随着中国经济与文化的崛起，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向全世界传播的艺术品种之一，黄梅戏从其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实现跨文化的传播是必然趋势。[3]而黄梅戏的跨文化传播实际上也存在一个编码解码的过程。由于地理环境、风俗习惯、思维模式、价值观、宗教信仰、意识形态、文化空缺等中外文化差异，导致跨文化的编码—解码过程中存在更多的障碍。并且，这种传播中有着多次的编码解码环节（见图3）：剧本创作与演员表演是一次、二次编码阶段，在此阶段都是以从业人员身份的独特性为基础，具有高度的技术性与艺术性，甚至从唱词、道白，到表演和唱腔都已经固有特定的编码化，与一般性的编码明显区别开来。“剧戏之道，出之贵实，而用之贵虚。”尤其是黄梅戏的舞台表演，带有一定的虚拟化、程式化，形成了以舞台假定性为基础的独特编码体系，这给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解码增加了不少难度。通过影视制作、语言翻译（字幕翻译，甚至可能还有唱词和道白的翻译。）等，又会经历新的编码环节。并且，在这里，由舞台而形成的戏曲代码系统受到巨大的冲击，与其他技术、介质等的介入而混合形成了另外的复合代码系统。可以说，作为戏曲，黄梅戏在进行跨文化传播中其“成品”是经过多种不同的编码系统多次编码而产生的“混合码”。针对受众解码环节，一般而言，由于编码—解码背后中外文化投射存在巨大的差异，加剧了发送者与接收者符码之间的不对称性，意义在传播中就不可避免会出现被中断、扭曲以及丢失的情况。因此，黄梅戏要想实现更广泛的跨文化传播，很大程度上需要针对中外文化差异，在编码上做出科学合理的处理，寻求主导—霸权式，至少协商式解码，避免对抗式。

　　解码阶段：受众解读

　　（主导--霸权式、协商

　　式、对抗式）

　　解码阶段：受众解读

　　（主导--霸权式、协商

　　式、对抗式）

　　图2黄梅戏跨文化传播的编码解码过程

　　（一）充分理解与挖掘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涵，弘扬民族文化优秀传统

　　黄梅戏是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资源，是传统文化中的瑰宝。作为全国五大剧种之列的黄梅戏，因为其通俗的特质、优美的唱腔、动感的表演、活泼的唱词，曾经踏入过主流传播的轨道，甚至被外国友人誉为“中国的乡村音乐”，在世界范围内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4]作为一种比较接近原生态的民间艺术，黄梅戏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带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和地方味。鲁迅先生说过：“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而越是世界的，就越是需要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美国人类文化学家爱德华·T·霍尔认为：“文化就是交流，交流就是文化”。越是有特色、个性的文化，才越有交流、传播的价值，其自身也才能获得更大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因此，必须对黄梅戏中传统文化积淀、区域特色进行深度的理解与挖掘，在编码中铸就其内在灵魂，彰显浓郁的内在价值。这也其是弘扬民族文化优秀传统，并使之发扬光大、生生不息，提升中华文化的“软实力”。

　　（二）注重适度的文化移情

　　卡洛维—托马斯、库伯和布雷克指出：“移情是跨文化交流的基础。”[5]消除偏见和思维定势，摆脱固有文化习惯的束缚，设身处地地从对方立场去思维、去体验、去表达情感，即从对方的角度进行语言编码，以准确地传递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实现本土文化与异质文化之间沟通的顺利完成，这就是文化移情。在进行跨文化传播的剧目创作时，必须注重适度的文化移情，在中国文化与客体文化之间找到切换和连接的共同点，适当地倾向以对象国受众能够接受的话语方式和表现形式进行传播，有效地克服文化差异障碍。这样，受众就能够正确携带着解码的文化密码，尽可能多地理解信息发出者的思想意义和感情。需要注意的是，要防止文化移情的“不及”或“过度”，否则，都会影响跨文化传播的效果。通过适度的移情，更好、更准确地将黄梅戏艺术优美的音乐、经典的唱腔、生动的语言、动感的表演，以“歌舞演故事”的形式将审美愉悦与艺术享受传递给各国观众。

　　（三）借鉴和吸收世界其他民族优秀文化素材对其再编码

　　世界文化存在多元性，世界上不同的优秀文化是各个民族世世代代建立并传承下来的。一直以来，各个民族的文化之间也在不断地进行跨文化传播，其边界也逐渐模糊。当前，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各种不同的文化交集在一起，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实践表明，过于国际化的或过于本土化的信息编码在跨文化传播时结果往往并不理想。因此，黄梅戏要想实现跨文化传播，必须把握时代的脉搏，借鉴和吸收世界其他民族优秀文化素材，重新加以诠释其中所蕴涵的文化理念。比如，黄梅戏对莎士比亚话剧《无事生非》的改编，展现了黄梅戏和莎剧的魅力，打造出一部形式特别、地方特色浓郁、具有相当艺术水准的黄梅戏莎剧，在中国戏曲中独树一帜。[6]必须有意识地在“本土化”和“全球化”、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寻求平衡，在内容和形式上找到契合点，对其再编码。同时，在充分尊重黄梅戏优良的艺术传统基础上，大胆吸收和借鉴新的艺术理念、艺术模式、技术手段和表现元素，让有不同背景的人更好地领略黄梅戏的优美和神韵，也更好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与价值观。

　　（四）高度重视翻译编码，提高黄梅戏跨文化传播的效果

　　黄梅戏在跨文化传播时面临着准确理解和交流的问题和困难，但综合起来看，语言是其主要障碍，其中，翻译起到了重要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据了解，中国目前戏曲字幕翻译（一般是英文）主要对唱词、念白等进行了翻译，主旨在于帮助外国观众了解剧情大意。但是，英文字幕质量参差不齐，甚至漏洞百出，一些专业术语翻译的择词混乱、缺乏规范标准。字幕的翻译过程通常是，先将戏词翻译成白话，然后再由译者译成英文。如此一来，英文字幕的准确性便难以得到保障。这是因为，戏曲翻译人才相当缺乏，大多数译者们并不了解专业戏曲知识，看不懂戏词，英文字幕的准确性便难以保障，常常词不达意甚至南辕北辙，更不要说表现出传统戏曲特有的意境和韵味了。[7]实际上，英语字幕的制作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需要在财力或人力方面投入巨大，特别是人才。黄梅戏的翻译工作需要译者具有较强的跨文化认知能力、扎实的文学素养、高超的翻译技巧、大量的翻译实践、学贯中西的文化素质和对黄梅戏艺术的熟悉。只有提高了翻译的水平，才能让外国观众更好地欣赏到黄梅戏美轮美奂的表演。

　　参考文献

　　[1]钟玲．谈中国戏曲在海外的推广[J].四川戏剧，2013（1）：142-144．

　　[2]曹爱娥，胡建国.黄梅戏跨文化传播的SWOT分析[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51-55，59．

　　[3]胡建国.黄梅戏市场价值挖掘及可持续发展的思考与对策[J].红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71-74．

　　[4]Samovar，L.A.﹠Peter，R.E．闵惠泉，等，译．跨文化传播（第四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345．

　　[5]李伟民.后经典叙事中的黄梅戏：莎士比亚喜剧《无事生非》[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6）：677-682．

　　[6]刘珺.中国戏曲对外传播的跨文化障碍[J].中国戏曲学院学报，2010（2）：47-50．